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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现代戏之父 马健翎（第1页）

马健翎影响了一个时代，是戏曲改革的一面旗帜。他对传统戏曲进行了划时代的改革，使中华戏曲艺术进入了新纪元。他是戏曲现代戏的开创者，被誉为中国戏曲现代戏之父。

他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戏剧人才，为戏剧而生，为戏曲而战，为戏曲而殒。还在求学和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时期，就开始创作了《冲上前去》《中国拳头》《有办法》等许多京剧、话剧、歌剧、快板、秧歌剧、杂耍等各种形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尤其是在回到陕北延安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又用秦腔等艺术形式创作了反映抗战的剧本。为了实施创作剧目的演出，他组织师生成立了秦腔“乡土剧团”。

如果说，此前马健翎对于民族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是有意识的，或者说只是具象的、物化的，那么，在毛主席指示下成立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之后，他和他的战友们方向更明确了，意志更坚定了，创作更理性了。他们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在火热的斗争中，戏剧是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是“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要向着创造抗战的民族大众艺术这个方向努力”。于是明确提出要对传统戏曲进行改造，“改造旧戏曲是开展工农兵群众文艺运动重要工作之一”。又说，“旧的民间艺术，有利则用，无利不用”，是从“吸收艺术技巧而发展起来的秦腔新剧目”。他又进一步强调：“不时地和旧形式肉搏斗争。”

他要改革传统戏曲旧的形态，走出一条新型戏曲艺术道路。随即，他一发不可收，连连出手创作、演出了《好男儿》《一条路》《查路条》《那台刘》等十多出反映抗战和现实生活的剧目，剧团也及时在边区开始发起大规模和密集的巡回演出。

当时，边区也有戏曲剧团编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大都是跳跳蹦蹦说说唱唱的秧歌之类的小戏；反映抗战的剧目，舞台上的朱德、彭德怀穿蠎扎大靠上场，与日军交战，仍用旧戏的套路，走着武生的台步，念着“禀告大人”的台词，等等。这类戏终因不是“民族的大众的”戏曲艺术，或生搬硬套传统戏的程式动作和语言腔调，让人感到不伦不类，结果就是没有艺术生命力。

不久，裕民剧社从国统区关中来到延安并入民众剧团，也试演了一折原来在国统区演出的抗日戏《湘北大捷》。剧中的团长、营长也是穿蠎扎靠，用手枪打出手。剧团的同志看后笑得难以自持，马健翎说放到箱底去吧。

清末民初，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人们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触动了传统的戏曲观念。许多戏曲剧种（团）和有识之士就编演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戏。秦腔、京剧、川剧、越剧、豫剧等都有此举。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曾编演《童女斩蛇》等多部时装新戏，意图改革京剧，终未成功。1938年，浙江甬剧在上海就排演过一部名叫《公愤》的时事戏，时称“改良甬剧”。琼剧在南方也演出时装旗袍戏《空谷兰》《断肠草》等100多出。人们称这种戏为“时装戏”“文明戏”“时事戏”“宣传戏”“洋装戏”或叫“新戏”。

陕西秦腔更是跃跃欲试，跨马先征。1912年8月，西安易俗社孙仁玉编写了第一部秦腔时装戏《新女子顶嘴》，在西安城隍庙戏楼演出。之后又有《开国图》《三回头》《平安春》以及李桐轩的《一字狱》等。

华县强聒社演出《剪发会》《睁眼瞎》等多种。1928年，西安民乐园落成。冯玉祥慰问伤兵，易俗社在该剧场演出《打倒日化》《鸡大王》《卖花女》等。这一时期，演出的此类剧目繁多。有的为了追求真实，竟把自行车、人力车等东西搬上舞台，以为生活具体化，真实可信。

上述种种情况，都因“中不中，西不西，亦新亦旧，杂糅混合形态”，没有规范的戏曲艺术程式，不成体系，演着丢着，未能持之以恒；亦因零敲碎打，散兵游勇，未成气候，没有阵势，终究不了了之。总之，这些创作、演出之所以没有成功，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明确的方向和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对传统戏曲进行变革，去改造旧戏曲，使之成为一种新型艺术。

民众剧团在边区的演出十分轰动，所到之处，群众奔走相告，热烈欢迎。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群众围着民众剧团惊异地喊说：“哎呀，真想不到从天上来了这么一班戏！”群众都喜出望外地接待他们。于是，“逢村必演，场场叫好。”柯仲平曾说过要找民众剧团，就沿着马路上的鸡蛋皮、枣核去找。当时的《解放日报》《新中华报》《团结》等报刊都连篇累牍地详细报道了演出盛况和各方面的反映。更有民谣唱道：“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咱的民众剧团回来了。哎咳哟，咱们的剧团回来了。卸下身上的铺盖卷，回到窑洞里歇歇脚。吃啥呀，喝啥呀，你尽管说。”

群众为什么爱看民众剧团的戏？诚如他们所说：民众剧团的戏，演员都是咱们老百姓的打扮，穿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衣服，演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事，说的都是咱们心里的话，还教育咱们怎么干。又说：民众剧团的戏，把“真窍”得了，热闹红火，大众化，让人百看不厌。对于这种戏曲艺术新形式，有人叫“新戏”，有人叫“新歌剧”，大多数人叫“民间歌剧”“新秦腔”。

戏曲的本质是群众艺术，不仅仅在内容上，还在形式上，要喜闻乐见、民族化、大众化。马健翎深知此理，即革命的内容尽可能和艺术形式完美结合。由于一开始就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念，在创作、排演的整个过程中，尽可能遵循戏曲艺术规律，运用戏曲特点进行创作。在剧本、音乐、唱腔、念白（韵调）、表演、服饰、道具等方面积极采用戏曲程式来表现。所以，群众感到不仅内容好，形式也好，很自然，符合大众的口味，是老百姓的戏曲，非常受欢迎。剧团成立7年，演出1473场，走遍边区24个县（市），观众达280万人次。

从1938年至1941年，3年多的时间里，马健翎和剧团一直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用秦腔、眉户等艺术形式创作演出革命现代戏，而且大都是抗日救国的内容，没有排演过一折传统戏，足见其对革命现代戏的执着精神。

对于马健翎的创作和演出，中央许多领导都十分关怀。周恩来、贺龙、陆定一都很支持，把缴获的日军的服装、军刀、望远镜等物品，赠送给剧团作服饰道具。毛主席看了《国魂》后认为很好，并建议改为《中国魂》。后来又热情地接见了“三贤”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指出：“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他还说：“马髯公（马健翎）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好男儿》《查路条》《那台刘》等剧目……（这些剧）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这正是对马健翎创建革命现代戏的赞赏和肯定，也正是他当初指示成立剧团的初衷。

之后，马健翎的创作和演出便一发不可收。他创作和演出了《血泪仇》《大家喜欢》《穷人恨》《保卫和平》等多个大型剧目，艺术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更是大显身手，十分轰动，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彭德怀看后给马健翎写信说：《穷人恨》成为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有力武器。王震给马健翎写信说：《血泪仇》《穷人恨》先后看过五六次。你把中国社会两个天地描绘得如此深刻，在舞台上显现出来……对前天、今天、明天如何服务人民，都有启示意义。

中共中央为欢迎王震和三五九旅从中原回到延安举行晚会，周恩来指定剧团演出《保卫和平》。毛主席、朱德等陪同观看。随后，毛主席让中央宣传部写信表扬马健翎。这些戏当时成为发动群众，提高新兵觉悟，教育俘虏的活教材。

马健翎把古老的秦腔嬗变为一种新的戏曲艺术载体，毛主席多次给予肯定。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上做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有新秦腔”的号召。就在这次大会上，马健翎荣获“人民群众的艺术家”称号，同时民众剧团被授予“文艺工作特等模范”奖旗。毛主席提出的“新秦腔”，其实质就是中国戏曲艺术秦腔现代戏的先声，更是对创建秦腔现代戏发起的进军号角。

在当时，就有人学习马健翎开创的现代戏戏曲创作之套路，并且积极地学习排练和演出他们的剧目，如《血泪仇》《十二把镰刀》《穷人恨》等。这些戏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盛演不衰。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剧团携带这些剧目赴老区进行慰问演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十二把镰刀》赴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出国前夕，毛泽东、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该剧演员。

新中国成立后，马健翎依然十分关注现代戏的发展和繁荣。1958年，以省剧协主席的身份协同省文化局，在研究院召开了为期数月的全省戏剧工作者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学习有关文件，观看剧目，进行座谈，交流经验；并组织作家带着作品深入生活，再度讨论修改，成效斐然。同时在全院掀起了一个现代戏剧创作高潮，先后创作了《洪流万丈》《气死龙王》等十多个大中小型剧目。剧院还为大会展览演出新编大型秦腔现代戏《月亮潭》。20世纪80年代，研究院牵头组织成立了全国现代戏年会，举行精品剧目展演，互相学习，促进提高现代戏创作、演出水平。

在继承革新传统戏曲的同时，马健翎常常以带病之躯，毅然不遗余力地创作改编（包括合作）了许多现代戏剧目，如《两颗铃》《雷锋》《蟠桃园》等，直至1964年还以病弱之身、惊人的毅力，坚持将话剧《丰收之后》改编成秦腔《一天零一夜》，参加省戏剧会演，这也是马健翎创作改编现代戏的绝笔。

马健翎一生创作改编（包括合作）了现代戏约30出。由于时代久远，特别是战争年代，有的已经散佚。现存能查到的有24出。他的戏完全驰骋在现实生活的天地里，主题鲜明，人物形象生动，节奏感强，细节出情，语言通俗，是中国现代生活的壮丽画卷。

马健翎不止一次地说过：民众剧团是以抗战戏起家的，戏曲研究院的价值是现代戏。在他的组织领导和感召下，70多年来，研究院创作和演出了数百本（折）现代戏剧目。延安时期有《宣誓》《回关东》《桃花村》《党世鸿运盐》等数十本（折）。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有《梁秋燕》《粮食》《鹰山春雷》《燕子河》等数十本。《梁秋燕》连续演出上千场，其效果十分火爆。“文化大革命”后期至改革开放时期，研究院仍然坚持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有《骆驼岭》《二虎守长安》《邵小利》《爱与恨》《漂来的媳妇》《杏花村》《酒醉杏花村》《继母情》《臂塔圆舞曲》……更可喜也让人欣慰的是，马健翎事业的继承者亦是大刀阔斧不断创新发展现代戏。他们出手不凡，新时期以来研究院创作、演出了一大批现代戏，如《九岩风》《留下真情》《好年好月》《陕北婆姨》……尤其引以为自豪的是《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被誉为“西京三部曲”，打响全国，多次荣获国家“文华”“曹禺”和地方等各种大奖，巡回展演国内各大城市。有的戏还作为国家“活态传承剧目”进行培训，可以说这是戏曲研究院现代戏的又一个春天。

戏曲研究院包容性很强，除过自己的戏，还积极地改编移植演出院外的很多剧目，学习借鉴，以丰富自身。如《江姐》《向阳川》《祝福》《南海长城》《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刘巧儿》《三上桃峰》《半篮花生》……以马健翎为代表的戏曲研究院的现代戏，从延安开始，时至今日的新时期，始终坚持弘扬主旋律，高奏时代强音，大树英模人物。其作品几乎与社会同步，与现实一起战斗。这些戏绘制了一幅立体的全景式现代生活图。其内容有抗日斗争、生产自救、解放战争、反帝反特、婚姻自主、农业合作化、兴修水利、学习雷锋、讲究卫生……其人物有共产党员、工、农、兵、学、商、日寇、敌特等。其剧作大开大合，结构严谨，矛盾冲突尖锐，热闹红火，节奏感强，形象生动，语言通俗。

堤高于岸水必湍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壮大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在艰难曲折中成长的，戏曲现代戏亦是如此。当初在延安时，王明等人就极力反对，说马健翎搞的戏是“雕虫小技”“豆芽菜”“低级艺术”。有人甚至说，马健翎搞戏很有才华，弄地方戏可惜了，不如调到鲁艺去搞话剧。对此，柯仲平、马健翎给予坚决的反击。一次开群众大会时，王明在场，柯仲平当面进行批驳。

“文化大革命”后，还有人说，戏曲研究院的现代戏，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要彻底砸烂。真是小丑跳梁，螳臂当车。滚滚似潮的戏曲现代戏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也是抹杀不了的。

当然，马健翎在现代戏开创之初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略带传统戏的痕迹，上场对子下场诗，自报家门，交代身世；表演上存在过于生活化和自然主义，也有模仿传统戏的动作技巧之嫌等。但这些很快地被马健翎他们改进了。随后，去掉了检场人，在戏里还用了一些景片、道具等。《十二把镰刀》《血泪仇》之后，他们的现代戏艺术质量，从内容到形式全面进入了黄金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戏，从内容到形式更是日臻完美。

对于马健翎开创中国戏曲现代戏，在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有许多党政领导、专家、学者给予肯定评价。程砚秋、田汉、曹禺、贺敬之、胡采都有赞词，称赞马健翎的戏剧创作活动是充分发挥了首创精神作用的，是“一粒铜豌豆”。梅兰芳一心想改革传统京剧，表演现代生活，1957年来西安演出中到戏曲研究院做艺术讲话之后，专门与马健翎探讨了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简史》（黄修己编著）认为：“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中，最有成绩的是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团。……他们对当地农民熟悉的剧种秦腔进行了改革，编演《查路条》《十二把镰刀》等小型节目，称新秦腔。”

现代戏是一项文化艺术工程。它的创建绝非一蹴而就，是经过马健翎等几代人，经历了呕心沥血、筚路蓝缕，数十年的历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一砖一瓦，到宏伟大厦。这个工程马健翎经过了三级跳：酷爱戏曲；雄心报国；至诚至精。英国诗人布莱克说过：“打破常规的道路，虽然曲曲折折，却能通向智慧之宫。”

马健翎开创建立现代戏，在当时整个中国的大环境背景下，是开山辟路的创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戏曲艺术质的飞跃，在中国戏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中华戏曲文化艺术开辟了另一扇窗。

中国戏曲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秦腔这一古老的戏曲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梆子声腔之鼻祖。她嬗变为现代戏，推进了中华戏曲艺术发展的进程，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智慧，我们还要不断地向前推进。

2017年3月1日

（原载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内刊《戏曲艺术》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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