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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河流（第2页）

他没有取出圣旨让我一睹真迹，我也就没提这事。来前，有人告诉过我，这些年，谁来要看圣旨的原件，他都有推托的说辞。我没有必要让他复述那无数次推托的说辞。况且对我而言，早已知道了圣旨的内容，是不是原件，其实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有关圣旨的保存和交接，我以为会有很多惊心动魄或特别具有仪式感的故事，可是没有。到他父亲这一辈，最初圣旨寄存在岷县一位亲戚家。20世纪80年代，他父亲觉得风声过了，就取回圣旨藏在后墙，也就是红堡子的土墙里。再后来就放在一柜子里，上了一把铜锁。

这事，他知道。平常，有那么一两回，父亲也曾和他说过，这圣旨要好生保管。他父亲去世前，再没有提过圣旨的事。他解释说，父亲以前说过圣旨由他保管，也告诉过他圣旨在柜子里。是的，生活中的某些仪式被我们过分放大了，仪式感只是瞬时的作用力。许多时候，那些极为重要的事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悄然进行，没有仪式，没有郑重其事的交代。父亲很少教育孩子，而是以自己怎么对待长辈以及平常行事的尺度，给下一代打样。父亲就是这样，一天到晚板着脸，在孩子面前以沉默撑起难以抗拒的威严。他不会告诉孩子怎么做人做事，只会挥动拳头对错的行为进行惩戒。想想，很多时候，这样的父亲就像一座老屋。

五

上上下下50多间房，只老两口住，相当宽敞。人少，房子里的物件摆放得满满当当的。孩子们偶尔会回来，他们的房间还是他们的，静静地等着。其他的房间，我没有细看，透过格子窗便能感觉到里面塞满了东西。好几间房子，常年不开门，不进去。它们存在着，又被视而不见。里面的物件长年累月与黑暗相伴，默默经受时光和灰尘的覆盖。最老的是房子，最新的是在门外走来走去的人，这些物件就像刘氏家族中间的那部分岁月。所不同的是，这些物件兴许某一天还会重见阳光，而刘氏家族中间的那部分岁月可能永远沉默于历史深处。

舍不得扔，明知道有些东西不会再用，或根本没有用，但还会放在家里。许多时候，舍不得的是逝去的时光。每个老物件，都依附着生活的一段往事，或者某种情感。它在，心里就会踏实；扔了，心里就会被掏空一块。这老屋，也是一个老物件。别人家盖上了新房，可老刘没动这心思。这老屋拆了，就再也没有了。和它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习惯了。一句“习惯了”，该有多少朴素的情愫？该有多少的人生积累？我们总会有太多的习惯是无法改变的，这些习惯，是一代代人的生命以某种方式沉潜于我们的血液里的。

老刘习惯在天井边坐坐，时间上也没有准头。老刘说，说不上多长时间，反正七八天里总会寻个空坐会儿。他所说的天井边，离天井有些距离，也看不到天井的下面。其实，他是坐在屋檐下，只能看到天井的口。他目光中的天井不是正方形，而是长方形，像一条若明若暗的河。这条河，随着他坐姿的略微变化，时而宽时而窄。我家乡的老人，包括我爷爷都喜欢坐在这样的位置，当然我们那儿都是平房，没有天井，前面是一块或大或小的菜地。老人不愿意被人忽视，又不想令人生厌。这个位置，暗含一些讲究，在门外，离屋子近，不妨碍别人走路，又昭示自己的存在。这样坐着，不管身体挺直还是弯着，尊严还在。

老刘有时也会坐在天台上，但不常去。天台在老屋的最南边，没有铺木板，而是以土覆之。这让人常常产生错觉，以为这是大地的一部分。土被夯得很结实，但还是有柔软的感觉。天台是观望堡子里的绝好地点，可以俯瞰堡子里其他住户的房子以及巷子和横七竖八的土墙。一切尽收眼底，但因不算高，又消除了居高临下的隔绝之感。堡子里的人，只要抬头，就能看到天台上的老刘。老刘说，不能总坐那儿的，要不然人家以为我这个老头子发呆了或有病了。或许老刘并不知道，他在不在天台，在不在人们的视线里，而他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在历史的线性上，是从红堡子到老屋再到老刘；而在堡子里的生活时间上，是从老刘到老屋再到红堡子。在临潭人看来，刘贵刘顺以及其家族，与堡子是一个整体。而当老刘坐在天台时，他又好像是另一座老屋。

天台处于堡子的中轴线上，北墙上的小庙里供着刘氏家族的先辈刘贵，墙前的老屋里住着现在的人。天台的前面住着7户人家，再往前就是堡子的大门和大门上的灯山楼。老刘坐在这儿，是堡子里的一员，又像是跳出生活和时光的旁观者。他仿佛坐在船头，船不动，他也没动，生活就在这样的静止中继续着，不紧不慢。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的目光总会越过当下生活的场景，落在堡子的大门和上面的灯山楼上。遥想当年，瞬间便会进入状态。而身后的祖先，以极隐秘的方式注视着他。他说，有时觉得祖先在推着他走，有时又觉得祖先在前面召唤他。至于江淮故里，他说，不回了，人在哪儿都是根草，不会主动去想的，只不过，总在不经意的时候，会想起祖上的家乡。他就是这样，说上一两句，便把目光搁在房里的某根房梁上，让自己和那根房梁一样缄默。

六

当年的红堡子，不会像现在这样充满平和的生活气息。那时的堡子首先是兵营，军事氛围浓郁，等级相当严明，一切都有不可逾越的规制。堡子不同于碉堡，而是微缩版的城堡。驻守的兵士担当警戒、防守之职，必要时还要出堡参与战斗。兵士和家眷生活于其中。因而在本质上，红堡子与洮州卫城没有区别。高墙上兵士上哨巡视，枪头挑着寒光。灯山楼边的马道，专用于兵士们的上下通行。堡子里常会有操练，阵阵喊杀声飞出堡子。苦练军事技能，既是守住要塞之需，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

半兵半农，上阵是杀敌的勇士，到了地里便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练兵场边，有兵士们刚从田间地头带回来的锄头、铁锹等农具，上面沾满泥土和草屑，把柄上似乎还有余温。刚才还是挖土锄草的农民，摇身一变则成了训练杀敌的兵士。这是一幅寓意深刻的画面。练兵场，其实是另一种庄稼地。训练、种地都是为了生活，为了练兵场不远处的小家。老人们在聊天，妇女们做着针线活，孩子们在打闹玩耍，这些生活的景象是兵士们训练的背景和心中的力量。火一样的训练气氛与水一样的日常生活，竟然如此相得益彰。

这小小的红堡子，不仅是座微小的城，更是一个大人生、大社会。

战争远去，现在红堡子里只有百姓的平常生活，高墙上唯有杂草摇摆，春绿秋黄，一年又一年。红堡子像一个深宅大院，高高的围墙，不再是防御工事，反倒让红堡子多了几分神秘。

从临潭县城到新城镇的路，会经过红堡子。红堡子就在路边，但稍不留意，还是很容易被忽略。红堡子村，路宽了，房子越建越多，村民心中的快乐与五彩的村庄一同簇拥着红堡子。村庄像是在逆生长，越发年轻，老的是红堡子。与村庄相比，红堡子执着于某种坚守，保有着远古时的某种真相，尽最大努力在看管那些不为我们所察觉的信息。

因为有老迈的红堡子，红堡子村现今进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正在打造有特色的乡村民俗旅游。红堡子村建起古法榨油坊，供旅客体验。以前唱戏时要现搭建戏台，现在一座古旧风格的固定戏台拔地而起，像是要重现红堡子内外的故事和传说。红色的堡子与灰色的戏台，似乎是岁月的两种状态。对于红堡子村而言，红堡子如同村里的一位老者。这位老者的大门正对着新建的戏台，是在看戏，还是要把堡子里沉默的故事讲述给戏台？

有变的，就有不变的。红堡子里的老人们，尤其是妇女们，还是喜欢带有明代江淮风格的服饰。他们把一种蓝色称“西湖水”，那是一种像西湖水一样的蓝色。大绿大蓝的衣服，像一片麦地，像一潭碧水，像江淮最常见的天空。是的，他们终究无法掩住心中的江淮情结。从生到死，从大众节日到家庭礼仪，他们吸纳了当地的一些元素，但江淮风俗依然是主心骨。或许一切的变，都只是外在，那些与生命合为一体的情感，很好地阐释了“永恒”的定义。

红堡子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以及每一道土墙，老刘就像熟悉自己的手臂一样熟悉它们。油坊竣工，戏台开演，老刘都没去看热闹，只是一人坐在天台上，远远地望着听着。老刘小的时候，爱在堡子里乱窜，爬高下低。长大后，他渐渐不爱动了，只爱待在老屋里。他解释说：天天下地干活，累了，没那闲劲了。尽管如此，但凡堡子里有了新的变化，他总会知道。老刘这样的举止，是我没想到的。我总以为他会在清晨或黄昏时分，登上高高的土墙转一转，坐在灯山楼里抽支烟，或是走遍堡子里的每条小路，偶尔站在某处愣愣神。

对我而言，红堡子里有太多的隐秘和默默流动的存在。有没有好奇心，都会被红堡子深深吸引。人们常说：“先有潭柘寺，后有紫禁城”，在临潭人们会说：“先有李家坟，后有洮州城”。这是历史的时间概念，如同一粒种子的生长。但红堡子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意义。刘氏父子是江淮人以临潭为家的代表，是无数家族的缩影。那座老屋，托起了他们所有的精神寄托。红堡子是一部书，一部有关临潭近600年历史的书，一部书写漂泊异乡的家族书，一部记载命运沉浮的生命书。我甚至认为，读懂红堡子，我们就能读懂诸多的历史隐喻，就能读懂自己的生命行走。如此想来，小小的红堡子，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存在。

老刘不需要有意去探寻红堡子的记忆，因为他的一切都是从红堡子中而来。漫长的历史、一辈辈的先人、苍老的红堡子和沉稳静寂的老屋，最后聚焦成一个点，这个点就是老刘。他瘦小的身体装下了这一切。他的沉默，就是与红堡子、与老屋在对话；他孤寂地坐着，就是在走进我们称为历史，而他视作内心的白天与夜晚。

七

四季更迭，红堡子墙头的草由青绿变枯黄，冬天厚厚的白雪让墙顶变得梦幻。堡子里的春夏秋冬，在几块小小的菜地上走过，在人们的穿着上走过。那些忽隐忽现的色彩和生活的喧嚣，都是短暂的表象。唯有土墙和老屋处变不惊，如同湍急河流边的码头，以一种恒定的姿态凌驾于季节之上。这墙和老屋就在眼前，伸手就可触其沧桑。墙面上的泥土可钻进指甲缝里，木板上的刺能扎出鲜血，可是那些曾经真实的生活和经久绵延的传说，幽居时光深处。我真切地走在红堡子里，但总感觉处于虚幻的空间。所有的真实遁去，那些沉默里的幽远淹没我，让我如同在黑暗的丛林里行走。灵魂能感知无处不在的存在，但身体感觉不到。密实，成为另一种虚空。

走进堡子大门，天还是蓝蓝的天，但总觉得有些异样。一只被拴住的狗，不停地做扑咬的动作，叫声里充满远远超过它体形的强悍。这只狗的表现，让原本有些拥挤的堡子一下子空旷起来，其他的声音仿佛都消失了。安静，堡子里出奇地安静。一位中年男人拉着板车从大门外走来，一位妇女正在自家门前择菜，两个五六岁的孩子玩闹着，迎面而来。我这样一个陌生人的到来，丝毫没有引起他们诧异，他们就连有意看一眼的举动也没有。他们不是冷漠，似乎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是熟悉得都不需要打招呼的左邻右舍。只有一个尚在母亲怀里的孩子好奇地看着我，不陌生，不害怕，目光里的好奇与我看老屋时一样。

一棵树长在老屋东墙上，斜着身子，像在探望什么。老刘说这棵树的年头应该与老屋一样，但它快死了，活不过老屋了。老屋东墙至堡子东墙，这有一块空地，堆了些干草。三四块条石横卧着，与红堡子土墙一样的红色。其间的一小块菜地上，一位中年妇女在清理压住菜的积雪。菜很绿很绿，绿得不真实。土墙投下她的影子，将这样的绿切成鲜绿和暗绿。背光的土墙显得深沉，雪像云朵一样贴在墙上，东一朵西一朵，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是大自然自有的审美秘诀，我们根本破译不了。

是的，现在是冬天。我远远站着，面对这一切，突然觉得这就是堡子里生活的缩影。堡子里的一切，都在这一画面里。

那天，我与老刘聊了很久，当然彼此无言的时间占了大半部分。后来，他的两个兄弟和一个侄子及侄子的儿子也来了。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以沙发边的茶几当饭桌。在临潭，人们喜欢这样吃饭。他们让我坐在沙发上，弟兄仨在我对面，都坐在小板凳上。每端上一道菜，老刘都要给我介绍，哪道是江淮的做法，哪道是临潭当地人的做法。可我吃起来，感觉正好与老刘介绍的相反。我搞不清是我的味觉出了问题，还是听觉生了错。

酒，自然是要喝的，只不过我是象征性地饮，他们实打实地喝。弟兄仨不是天天见面，也有些时日没坐在一起喝酒了。他们竟然没有说说笑笑，只是闷头吃菜喝酒。三个人坐得很近，每次碰杯，不言语，也没有眼神的交流，但动作整齐得就像一个人。

打破沉默的总是我，我问：“你们弟兄仨一直就是这样？”

老刘笑了：“哪能呢？小时候打打闹闹，年轻的时候喝大酒扯东拉西，抬起杠来，嗓门大得能掀掉房顶，现在好像反倒没什么说的了。”

老刘侄子的那个儿子，3岁还没到，奶声奶气的话中夹杂着一些江淮的方言。我们吃饭时，他跑过来几回，也不说话，看看我，又看看老刘他们，然后回到边上的房间看电视。电视里播的是秦腔，这小家伙摇头晃脑地跟着唱，声音竟然有些秦腔那粗犷的味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最爱听秦腔，只要打开电视机，只看秦腔的节目。

谁也没教他，刚学说话，就自个儿学唱。好像是有点唱累了，他坐下了。边上的沙发他不坐，而是坐在一把小竹椅子上。这样的小椅子，我老家多的是。我小的时候，就爱坐这样的椅子，直到现在，我老家还有一把，竹子已经泛黄，坐在上面稍一动，椅子就吱吱地叫。如果是夏天，一不留神，这椅子还会夹屁股。可我每次回家，还是要把这椅子从角落里找出来，掸去灰尘，好好坐一番。

八

那天，我离开红堡子时，已是黄昏。那小孩伸出小手做了个飞吻，和我说拜拜。老刘弟兄仨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再来啊，再来啊！

高原的晚霞映得特别低，颜色特别艳，晚霞下的红堡子也就特别红。那高高的土墙如同红色的河流，又似人们脸颊上的高原红。

走过堡子大门，我反而觉得堡子外的世界变小了。

我心里想走慢些，脚步却快。有几位路人向红堡子的方向走去，他们是去红堡子村，或者回到自己在红堡子里的家，而我在离开红堡子和红堡子村。我可以让红堡子属于我，但没人让我属于红堡子。

渐渐地，红堡子越来越远，在我身后消失，天空的晚霞却越来越壮丽了。我不知道，映在我眼睛里的晚霞与印在我心里的红堡子，会不会相遇？我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就像一条鱼在河里游弋。这条河是静止的，行走的是我。如果我的行走是一种静止，那么这条河就在流动。

我知道，在红堡子那里，消失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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