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她说。”他说。
我勇敢的性情大行其道。我把教士和薛搁在一旁,回头找警官,要求一间私人用律师室。我解释道,基于谈话的性质,他们在法律上有义务向我们提供会客室,教士也该获准参与会谈。于是,教士和我被带领着走入小房间的一扇门,薛则由两位警官护卫,从另一个入口进来。门一关上,薛后退几步,双手伸进一道活门,手铐被解开。
“好,”教士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理他,径自面向薛。“我的名字是玛吉·布鲁。我是美国民权自由联盟的律师,我想我知道如何让你免于处决。”
“谢谢,”他说,“但那不是我想要的。”
我瞪着他:“什么?”
“我不需要你来救我,只要救我的心脏就好。”
“我……我不懂。”我缓缓地说。
“薛指的是,”教士说,“他完全服从处决,只是想在那之后,成为一位器官捐献者。”
“你到底是谁?”我问。
“迈可·怀特神父。”
“你是他的精神辅导员?”
“是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你变成他律师的十分钟前起。”教士说。
我转过头,面向薛:“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把我的心脏给克莱尔·尼尔森。”
天杀的,克莱尔·尼尔森是谁?
“她想要你的心脏?”
我看看薛,再看看迈可,才明白自己问了一个截至目前没人真正考虑过的问题。
“我不知道她想不想要,”薛说,“但她需要。”
“那么,有人跟她谈过吗?”我转向迈可神父,“那不是你的工作吗?”
“听着,”教士说,“根据州法律,会用毒药注射处决他。这样的话,器官捐献将完全行不通。”
“并不尽然。”我慢条斯理地说。
作为律师,我不能关心委托人胜过关心案件本身。如果我不能说服薛出庭表达希望被饶命的意图,那么,执意承接这桩案子的我也未免太傻了。然而,假设他捐赠心脏的使命,和我的目的——打击死刑法吻合,那为何不利用相同的法律漏洞,来得到我们两人都想要的呢?我可以帮他争取以他想要的方式死亡,并捐赠他的器官,并在此过程中,引起大众对死刑的关注,让更多人采取反对立场。
我抬头看了我的新委托人一眼,露出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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