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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氓时代的异乡人托克维尔的问题意识与中国人的问题（第1页）

历史著作有两种：单纯考据的历史，为政治哲学服务的历史。二者差异之大，不亚于乾嘉之学和义理之学。前一种著作针对文科的专业技术人员，后一种著作针对公众或外行读者。波舒哀、伏尔泰、麦考莱、马克思、韦伯、斯宾格勒、汤因比、哈耶克、凯恩斯影响最大的著作都属于后一种，在考据意义上都不合格；但公众的世界想象和历史图景几乎完全由后一种著作塑造，“资治通鉴”而非“为学术而学术”才是他们重视的价值。在他们的伟大体系中，政治哲学构成无所不在的磁场，历史材料仅仅是看得见的铁屑，沿着看不见的磁力线自动归位。证伪某些材料对整个体系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可以自动归位的铁屑数不胜数，随时可以更替而无须改变任何重要论断。

这种体系的唯一替代物就是其他体系，而不是任何高度精确的材料。它们就像地图，肯定有简化和歪曲的地方。惟其如此，才能为异乡人指路。一幅处处精确得“跟王国一样大的王国地图”，即使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里，也毫无价值。如果某种体系不能满足你，你需要的替代品应该是更有指示性的地图，而不是更精确的地图。例如，你可以得到更有用的汽车交通图，但它肯定会拉直和简化山脉河流的真实形状。

托克维尔的著作无疑属于这种体系。它们可以列入绝对主义和近代早期的历史著作，但意义不大，因为思辨和分析太多而原始材料太少，不符合历史技术员的期望。托克维尔真正的知音都是广义的社会学者或政治学者，希望“通古今之变”并从中获得启示或洞见而非可靠的事实。洞见是经验和直觉的产物，不能证明只能领会。读者必须分享作者眼中的世界图景，对照自己心中的世界图景，以古证今，才能资治通鉴。如果仅仅根据表象划分“某某主义”“某某派别”，就会消泯醍醐灌顶的启示，而后者恰恰是这种著作的真正价值所在。如果你把猫咪和金鱼划为自由派，把老虎和鲨鱼划为保守派，得到的结果就会是这样。

从图书馆分类学的意义上说，托克维尔属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但这种僵硬的说法没有什么价值。从问题意识和世界图景的角度看，托克维尔跟斯宾格勒和韦伯有极大的可参照性——他们有相近的出发点，跟麦考莱和哈耶克却颇有些貌合神离——他们只是有相近的敌人而已。在麦考莱的世界图景中，自由与文明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希望的种子正飞向万国和后世；专制和野蛮只是待开发的资源，并不是值得考虑的竞争对手。在哈耶克的世界图景中，自发秩序是达尔文的杂草，虽小而能大，虽弱而能强；理性设计是荒野中的凡尔赛花园，只要得不偿失的干预之手稍稍放松，就会被荒野吞没。然而，托克维尔、韦伯、斯宾格勒的世界图景是：自由与文明的最佳状态已经结束或是很可能行将结束，粗鄙的同质化沙漠注定要淹没百花齐放的绿洲。托克维尔把这种未来称为“民主”，韦伯称之为“铁笼”，斯宾格勒称之为“群众的无形态政治”。如果托克维尔显得比较乐观，原因主要在于他的参照系是早期美国，而韦伯的参照系是战时普鲁士，斯宾格勒的则是晚期罗马。

托克维尔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各等级共治（封建主义或贵族政治）的旧欧洲经过绝对主义国家（王权削平贵族，实现初步平等化），最终步入大众民主制（群众消除王权，实现全面平等化）。如果我们用热力学第二定理的框架观察历史，就会看到熵增（同质化取代异质多态）过程的不可逆性。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混合成一杯温水，是自然的趋势。两杯温水自发演变为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是不可能的。同样，身份不平等的各等级演化为身份平等的同质化群众，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抗拒平等化无异于抗拒全能上帝的意志。明智之士只会考虑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平等的自由（美国），还是平等的奴役（拿破仑）？而如果想要前者，应该注意学习什么历史经验？以上这两个问题可以概括托克维尔的全部著作。

不言而喻，“托克维尔问题”跟托克维尔的生平背景关系密切。他和拉法耶特一样，都是出身贵族的“人民之友”。他比谁都清楚，在身份不平等（封建时代）的几百年中，是贵族和王权的斗争保护了欧洲自由的萌芽，使欧洲没有像东方专制国家一样万马齐喑。他相信，即使参差多态的自由和创造力伴随着不平等的残酷和压迫，平等的幸福和安逸伴随着平庸和单调，在全能上帝的眼中，后者仍然优于前者。然而，如果自由的生气和平等的幸福能够两者兼得，除了极端怯懦、毫无志气的人，谁会愿意放弃这大好机会？何况，这种机会并不是理论上的空想。美国已经证明，在审慎而贤明的宪法体制下，自由与平等同样欣欣向荣。天性骄傲的贵族可以在生而自由平等的美国人当中自由呼吸，就像在自己的家里。如果贵族和群氓一起落入世界霸主平等的轭下，他的痛苦就比群氓大得多。由于平等的奴役同样具有极大的内在稳定性，生活将变成永无止境的流亡。

当然，“托克维尔问题”只适用于封建将亡未亡、平等将兴未兴的时代。在中国，唯一勉强接近这种形势的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然而，以后的历史路径则呈现跟美国相反的方向：美国人为了自由而争取平等，两者兼得；秦政以后的中国人为了平等而消灭了贵族，接着就把平等和自由一起丢掉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读到托克维尔论平等的奴役，一定不会无动于衷。他的大意是：如果平等与奴役的结合长期化，心灵的水准一定持续低落。实用技术或许可以繁荣，然而追求纯粹科学的理论探索肯定无以为继。（这时中国读者会叫道：李约瑟问题！）全民陷于平等的愚昧，统治者只要垄断少量的知识，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这样的国家就像一座黑暗、狭窄、令人窒息的小屋。（这时中国读者又会叫道：铁屋！）

从历史的黎明到近代世界的黎明，东西方文明迄今为止的经验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历史路径：日耳曼蛮夷步入文明世界，将部落组织直接变形为封建体系。“国王、贵族与人民”是“酋长、长老和人民”天然的政治后身。

阶级森严，尊卑判然，但没有一个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又外在于社会（Society）的强大政权，社会或者不如说诸社团（Societies）依据王国的法统（LegalConstitutedAuthority）和各阶级的法权（LegalRights）自我治理。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是以争夺法统、保卫法权的形式进行的，二者的基础都来自历史权利（HistoricalRights）。各阶级并非不关心利益，但他们知道，有了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andLiberties），面包和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国会是各阶级代表及各法人团体代表进行利益博弈的场所。国会就是自由，因为自由就是各阶级博弈的产物，立宪政体就是各阶级的力量平衡。

这种自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阶级社会以不平等为原则，但并非一切不平等社会都能产生自由。在东方的吏治国家中，尊卑和财富（不是财产或财产权）的不平等远远超过阶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全能国家面对散沙社会，国家和社会界限森严，但社会各阶级的分野模糊混乱，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尤其没有封建欧洲那种能自我治理的阶级组织。可以说，这个社会有尊卑贫富，却没有作为诸特权与诸自由（PrivilegesandLiberties）主体的阶级。甚至只有在欧洲语言中，这两个词才能读出原有的含义。

在这个社会中，君主只是游民无产者中的幸运儿，可以通过赤裸暴力取得统治地位，而不需要法统依据；一旦离开赤裸暴力就会一无所有。贵族只是得宠官僚的荣誉称号，没有离开政权以后仍然可以分庭抗礼的独立阶级力量。城市只是人口较多的乡镇，没有自治组织和宪章。平民群众更换身份就像更换衣服，因为没有严密的阶级组织可以保护并约束他。斗争不在有组织和法权的各阶级之间展开，而在原子化的个人之间进行：不为权利，而为生物学层面上的（幸运儿的）富贵或（不幸者的）温饱。这个社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资源极其匮乏。

这个社会早已越过自己的封建时期和绝对主义时期，进入文明的暮年。吏治国家产生的目的本来是仲裁各阶级的冲突，但它越来越强大，超过了所有阶级力量的总和。吏治国家早已折断了各阶级的骨骼，吞食了它们的血肉，把残骸化为原子化的个人，因为任何组织资源都可能是它的潜在威胁。在外部观察者的眼中，这个庞然大物没有骨骼，没有组织器官的分化，由面目雷同的阿米巴直接聚集而成。

吏治国家是最后的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会瓦解为阿米巴状态。吏治国家是社会最大的诅咒，也是唯一的救星：吏治国家是最后一道符咒，将无政府状态禁锢在胆瓶中。吏治国家是社会丧失自我治理能力后，赖以延续残年的外部起搏器。有人幻想有了先进、精密的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另一些人幻想打倒起搏器心脏就会强大，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如果你在和平时期就离不开起搏器，尽可能维持现状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社会却享有一种奴役的平等，平等程度往往超过享有法权的阶级社会。在没有法统的地方，命运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预测性。末路王孙青衣行酒，里巷小儿干禄公卿，皆为司空见惯，不会受到阶级或任何组织规则的限制或保护。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就是王侯将相无种，大位人人可欲。因此，帝国必须把全民视为假想敌，提前发明了20世纪独裁者自以为应该享受专利的许多镇压技术。

“托克维尔问题”产生于托克维尔对未来的恐惧：平等化通常以追求“自由的平等”为开端，可是一旦走错了路，就会演变为“奴役的平等”。然而，对我们而言，这一切已经是既成事实。如果我们想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奴役的平等”，实现“自由的平等”，那么他们无法在托克维尔这里找到答案。在托克维尔看来，既然欧洲人参考美国经验预防“奴役的平等”的希望极大，那他为什么要坐在岸上研究“怎样先落水再爬上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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