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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读了中国当代小说吗 关于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和说明（第1页）

有记者打来电话，询问我对赵勇教授最近公开发表的《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看法。我上网查阅了这篇文章，才知道记者为什么会找到我。赵勇教授开篇即写道：“今年年初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作家李洱在发言时突然把矛头对准了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他说：‘顾彬最近几年猛批中国当代文学，但顾彬基本上没读过当代小说。有一次开会我与顾彬在一起住了十天左右，顾彬说：他现在很忙，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如果再读当代那些烂小说的话，一天就只能睡一个小时了。我问：你说当代小说很差，那你认为莫言的哪些小说是很差的，哪些小说比较差，哪些小说不太差？顾彬回答说：都很差。’以上引号中的文字是我当时的现场记录，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大意不差。也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顾彬并未参加这次会议，他其实是缺席受审。”既然赵勇教授自己都说了，他的引述“不一定十分准确”，所以我也不必计较到底什么地方不准确。因为赵勇教授的文章更近于杂文，所以我或许应该考虑到他所使用的这种文体的特性。接下来，赵勇教授又写道：“李洱的这番话当时让我心中一震。我在想，究竟是顾彬直接告诉他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呢还是他通过那番‘机智’的问答推断出了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我琢磨的结果应该是后者。于是我又想到，李洱的这一招其实是比较‘狠毒’的：你顾彬不是成天嚷嚷着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吗？那我现在要把你不读当代小说的‘劣迹’公之于众，此谓釜底抽薪。记得李洱发言的时候已是下午，虽然人已走了不少，但能放四百人的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至少还有两百人吧。闻听此言，我不知道当时在座的专家学者与研究生同学作何感想，但据我估计，它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肯定不小。”然后，赵勇教授就提到了那番话的“影响力”：就在赵勇教授“快要淡忘这件事情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位评论家所写的文章”，那篇文章谈到了顾彬著名的“垃圾”说。赵勇教授“顺藤摸瓜”（赵勇教授原话），找到了那篇文章的“说明性尾注”，原来“说明性尾注”提到了我在那天会上的发言。赵勇教授以此判断出了我的那番话的“影响力”。赵勇教授是这么写的：“李洱那天的发言已成了他人论文写作的重要论据。而一旦诉诸文字，其传播力度必然会变得更加强悍。”赵勇教授的文章，我就先引述到这里。我理解赵勇教授的杂文笔法所带来的某种强烈修辞效果。在作出正式回应之前，我先强调一下我对自己的要求：不要写成杂文——不要让它成为“投枪”和“匕首”；不追求“文章”的好看和引人注目，不追求修辞效果——我甚至不愿意把它写成“文章”；不猜测、不探究人物的动机——就事论事，只说自己知道的，不说自己不知道的。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对赵勇教授涉及我的那部分文字以及相关的背景作出自己的回应和说明。

任何一句话，都必须放到具体的语境中考察，才能知道那句话的真正所指。好了，我现在就回到当时的语境，看看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说不清楚不要紧，因为正如赵勇教授所说，当时在场的至少“还有两百人”，而且都是“专家学者与研究生同学”，他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语境，回忆一下我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如果他们记不清楚也不要紧，因为当时还有录像和录音。那次会议是赵勇教授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一个会议，时间是2010年1月14日，地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英东学术会议中心，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会议持续了一天时间。在上午和下午的讨论发言中，顾彬先生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不断被与会者提起。有人赞同，将之作为论点反驳别人的论据；有人反对，将之作为论据反驳别人的论点。此种情形在最近几年已经频繁出现：几乎在所有跟中国当代文学有关的会议上，顾彬先生的这个观点总是会成为热门话题，围绕着这个话题的讨论每次都会占用大量的时间。我不知道这跟顾彬先生的“德国汉学家”身份是否有关——如果顾彬先生不是一个“德国汉学家”，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不会对这个言论感兴趣。越南或者南非或者斐济的某个汉学家，即便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更加负面的评价，大概也不会有人感兴趣。与此相关，我们也很难想象美国的批评家、德国的批评家会坐在一起讨论类似的问题。我们或许有必要知道顾彬先生对美国当代小说的评价也非常低，绝对不会比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评价高到哪里去。他对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伯尔和君特·格拉斯的评价也非常低，他的说法是，伯尔和格拉斯的小说“很差”，语言“很差”，让他为自己跟那两个人同属于德国人而脸红。请相信我，说这话的时候，顾彬先生是非常真诚的，他还要用手拍拍自己的脸的。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听说过，顾彬先生的这些言论对美国的批评家和作家以及德国的批评家和作家构成了影响，而且有些人还要为此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我说过了，我在这篇短文中不猜测人的心理，所以有些话题我就此打住。还是回到当时的会场。那天在我前面发言的人当中，也有几个人又提到了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性评价，“垃圾”这个词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词之一。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提出，希望能够停止这种围绕着顾彬先生的观点而产生的争论，因为这种争论几乎是无效的，这种争论与本次会议的主题的关系不大，至少不属于最重要的议题。我提到，顾彬先生已经基本上不读中国当代小说，他对中国当代小说所发表的言论，基本上都是大而化之的。我提到了我跟他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所进行的一些交流。赵勇教授现在说，顾彬先生“其实是缺席受审”，我不知道赵勇教授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缺席受审”这个词的。至少在我自己，我不认为那是对顾彬先生的“缺席审判”。当然，如果赵勇教授认为，在某个作者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只要你提到那个作者本人，并且表示你不认同那个人的观点，你就是在对其进行“缺席审判”的话，那么我可以接受赵勇教授的这个用法。问题的另一面也不妨顺便提出来：在一个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如果你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对他而言，他算不算“缺席受审”？

需要插一句，出于澄清事实的必要，我已经与赵勇教授进行了电话沟通——赵勇教授在电话中表示，你可以写文章作出说明。在电话中，赵勇教授也顺便对文章中的一些字眼作出了解释，说那仅仅是一种修辞，他提醒我有些话是带有双引号的，比如“狠毒”。修辞与否，是否就取决于双引号的使用，我对此缺乏研究，这里姑且认为赵勇教授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在电话中，赵勇教授表示，他完全同意我的这样一种说法：根据当时的具体语境，我所说的“中国当代小说”，其实是指最近二十年的中国小说，而不是指1949年至今的中国文学。我在发言中说，在德国还有别的汉学家，而且有些年轻的汉学家非常优秀，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重要的汉学家，今天在座的就有很多优秀的汉学家，我们为什么不去听听别的汉学家的意见呢？我们的视野应该更广阔一点，就是听不同意见，也应该听听更多的不同意见，而不仅仅是顾彬先生一个人的意见。我不知道这段话是否被赵勇教授记录在案了。如果赵勇教授没有记录在案，那也不要紧，因为有录像、录音可以证明我是不是这样说的。

赵勇教授接下来写道：“顾彬果然说过李洱所讲述的那番话吗？他真的不读当代小说就信口开河吗？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请我的同事方维规教授与顾彬联系，求证李洱的说法是否属实。方教授转译我的邮件后，顾彬在两天之内断断续续发来五封邮件。方教授择其要者，翻译如下（他们之间用德语交流）。”接下来，是方维规教授翻译出来的经过赵勇教授摘录的话：“顾彬说：‘那次会议好像在Villigst。李洱和我在一块儿吃午饭，我们海阔天空地随便聊天。我觉得很有趣。但不能靠这推演出什么说法。’‘我当时的意思大概是：我在近三年主要在写中国戏剧史，因此当代文学念得较少，尽管如此我还是念了，或者念了关于当代文学的东西，亦即在我主编的两本杂志中发表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东西。’‘另外，我这些天正在香港教当代文学——中国的和德国的。我当然要念许多作品。说我不念当代文学，是胡扯。我有时念得多，有时念得少，就像喝二锅头一样，有时多，有时少。’”感谢赵勇教授和他的同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方维规教授提供的这个带有综述性质的邮件。遗憾的是，在他们提供的顾彬先生的邮件中，顾彬先生没有说明，他是怎么“念”的，“念”这个词是指在朗诵会上进行朗诵，在课堂上朗诵，还是指广泛的研究和阅读？另外一个遗憾是，顾彬先生的邮件是用德语写成的所以需要经过翻译，如果是用中文写成的，那我就可以连猜带蒙地懂得顾彬先生的意思了——所有收到过顾彬先生的中文信件的人，应该都会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我在电话中还向赵勇教授表达了我如下的遗憾：赵勇教授很注意向顾彬先生求证，却没有想起来向我求证，虽然这个事情同时涉及了我与顾彬先生两个人，虽然向我求证比向顾彬先生求证更为方便，比如，我和赵勇教授现在都在中国国内，甚至都住在北京，双方还有许多共同的朋友，甚至是非常好的朋友，彼此的交流不需要通过翻译就可以进行，不需要通过电子邮件就能沟通，更不需要通过多达五封邮件才能沟通完毕。关于为什么是“五封邮件”，赵勇教授在电话中特意解释说，这是因为顾彬先生喝酒了，顾彬先生需要在不喝酒的时候对酒后说过的话进行补充、纠正和说明。不过，尽管进行了多次补充、纠正和说明，顾彬先生的回忆跟我的记忆还是有很大出入。我对此当然能够理解。但是，现在请允许我说出自己的记忆。

我与顾彬先生一同参加的那个会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推广亚非拉文学的一个活动的一部分。会议的主题是“想象中的中国，文学中的中国”。主办方邀请了两位中国作家与会，另有一位生活在德国，用德语写作的中国人，是一位女作家。邀请的两位中国作家中，一位是香港著名诗人和小说家梁秉钧先生。梁秉钧先生，笔名也斯，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为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主任。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通过《台港文学选刊》拜读过梁秉钧先生的诗歌与小说，而且非常喜欢，所以我对他非常尊重。梁秉钧先生当时是从加拿大飞赴德国的。另一位就是我。我之所以受到邀请，是因为我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被译成了德文，另一部长篇小说《花腔》的德文版也即将出版。会议的地点是在德国北部城市杜塞尔多夫郊外的某个地方。那里原是基督教会所在地，战后成为一个学术团体管理的会议中心，像个小小的度假村，非常安静，坐在房间里就可以听到布谷鸟的鸣叫和湍急的流水声。“度假村”里有一座教堂，一座非常别致的教堂，因为它看上去就像一艘红色的远洋巨轮——这里因为暂时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我忍不住用了一个比喻。来这里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二三十位汉学家，他们主要来自德国和瑞士，也有人来自意大利。我于2009年5月7日从北京飞抵法兰克福。次日在法兰克福我遇到了顾彬先生，他是从台湾飞过来的，他是梁秉钧先生的诗集的译者。当时主办方安排我们住的那个宾馆，离法兰克福火车站不远，刚好是在红灯区，鸽子可以从妓院的窗口散步到我们的阳台上避雨。顾彬先生见到我和梁秉钧先生，立即声明，他不喜欢红灯区。在从宾馆徒步走向孔子学院的途中，顾彬先生把这样的话又重复了三次，每次都要间隔一段时间，当然每次都有变化，比如：我不喜欢红灯区，你们怎么住在这儿；我很不喜欢红灯区，我不愿来这里找你们；我从来不来红灯区，可你们怎么能住在红灯区。说到第三遍的时候，我笑着对顾彬先生说：顾彬先生，不是我们要住在红灯区，而是主办方安排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我们事先也不知道这是你们德国的一个红灯区。我还说：你反复说你不喜欢红灯区，我听上去，好像我们喜欢住在红灯区似的。宅心仁厚的梁秉钧先生听了也大笑不止。顾彬先生走路很快，他事先声明：走过去只需要三十分钟，但你们走过去需要五十分钟。当然，我们后来也在三十分钟之内走到了孔子学院。在孔子学院，当着众多诗歌爱好者，我见识了顾彬先生的另外一种风度：在朗诵诗歌之前，他从随身携带的巨大的行囊中取出一个酒壶，两个酒杯。他问听众有没有人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酒。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里面装的应该是五粮液。因为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随后，他公布了标准答案，里面装的果然是五粮液。他告诉听众，这五粮液是中国一个著名诗人×（注：我在此小心地只用了一个“×”号，以免引起诗人朋友的猜测和误解，下同）送给他的，这酒壶是中国另一个著名诗人×送给他的。然后他开始朗诵。在朗诵的过程中，他也会以酒助兴。我对他的这种风度非常欣赏——那是诗人的古风，中外皆然。朗诵会结束以后，我们在孔子学院院长毕安妮女士的陪同下，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顾彬先生点了水煮鱼，并且另外要了一份辣椒面，其辣无比，与中国的朝天椒相近，或者干脆就是中国的朝天椒。饭后，顾彬先生连夜赶回了柏林，第二天他再从柏林赶到会议的地点，我与梁秉钧先生则是第二天早上坐汽车从法兰克福赶去杜塞尔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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