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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苦难出学者陈：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术生涯吗？

郑：我是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毕业后分在陕西一个汽车大修厂工作。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1979年我考入华南师范学院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陈：这是你的幸运，你的学术生涯从广东开始，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开始。

郑：是的。正因为身在广东，而我国改革开放广东先行一步，所以我可以把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广东省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超前性的理论研究。

我1979年进校，1980年确定论文题目，1981年开始写。写之前已允许个体经济发展并且很多个体户雇工人数已大大超过政策规定（当时只准许雇工8个），已经有了特区（深圳特区是1980年年底挂的牌）。广东的个体经济、中外合作经济、外资企业和私营经济最早发展，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方面因为广东是侨乡，百分之七八十的港澳同胞和华侨是从广东出去的，国门刚打开，港澳同胞和华侨就回乡投资或支持亲人发展个体经济或中外合作经济等。所以我的理论不是个人空想出来的，是先有这些社会实践作研究素材，我才能够写出我的毕业论文。为什么我的毕业论文产生在广东，而不是产生在别的地方呢？因为当时内地没有这些社会条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2）

陈：你是理工科出身，为什么会转向社会科学研究？你的这种理论兴趣跟你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关系吗？

郑：我的人生转向、我的理论兴趣跟我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我的老家是著名的侨乡之一广东恩平，大学时代，每次放假回家总要听到很多偷渡香港或国外的故事，总有一些乡亲突然就再也见不到了，甚至有一些乡亲因为偷渡淹死在海里，这对我刺激很大。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选择在中国生存发展，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偷渡境外？为什么我的同胞苦难深重，而报纸上却始终莺歌燕舞？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到底怎么啦？中国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我以前是学理工科的，读大学以前，我没有任何社会理想，我是农民的儿子，父母都是文盲，苦了一辈子。我考大学的目的，就是离开农村，吃商品粮。进大学后正好碰上“*”，“*”给我们带来灾难和伤害，同时也激发我们反思和追求。我发现我不适合搞理工科，下决心改行。这里也有一个故事。大学时代，我曾经是重点批判对象。我本来“根红苗正”，和当时的所有红色青年一样盲目崇拜。后来我为什么从崇拜转到怀疑？家乡的苦难教育了我，“*”的苦难教育了我。为什么跑那么多人又死那么多人？为什么停工停产？为什么搞武斗？为什么搞残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些问题从自然科学和理工科教科书中是找不出答案的，于是我相信只有研究社会科学，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那时我先读马恩列斯毛传记，后来又读华盛顿、拿破仑等名人的传记，渐渐得到一个启发，就是要树立伟大的志向，干一番事业，这就渐渐改变了我原来那种淳朴的、原始的、中国式的所谓个人理想。开始从一个听话的孩子，变成一个怀疑者、一个“问题”青年了。

陈：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郑：我1966年迷信般地崇拜，1967年还崇拜，1968年开始怀疑甚至是“叛逆”，反对“*”，怀疑*，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1969年就开始寻找自己独立的思想。我的一帮同学，都有这个经历。

陈：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郑：对，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都很不幸，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捕坐牢，有的被流放到新疆或西藏。我是比较轻的，没抓我，只是作为系里的重点批判对象，大会小会批，并隔离起来，两个同学看守，从吃饭到睡觉到上厕所都跟着我，搞了半年。那时我还不到20岁。

陈：也就是群众专政。

郑：对，群众专政、同学专政。毕业时，我的鉴定是这样写的：“犯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政治错误，不能重用。”然后把我送到部队农场锻炼，再分配到工厂从事技术工作。一直到报考研究生前3个月的1979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错案”，才通知我的工作单位将我的原鉴定撤销。

我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因为现实让我困惑，我的思想挨批判而无法找到答案。我用业余时间看了很多书，试图从书中找到答案，主要看马列经典。刚好机会也来了，1978年恢复高考，我下决心考研究生，转向研究社会科学。为了考研究生，我白天上班搞技术，利用晚上和业余时间把*写的3本《资本论》、3本《剩余价值理论》从头到尾通读了两遍，几乎每一页都有圈点或批注。我对*经济理论较熟，功底就是那时打下的。1979年，我考上了经济学研究生，实现了从事社会科学的愿望。　。。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3）

绝处逢生的一次会见陈：还是回到开始的话题，从你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讲起吧。

郑：读研究生是我实现人生理想的起点。选定《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其发展》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关于这篇论文还有几个故事。

我的毕业论文在全国最早提出“私营经济”这个概念。当时我在广东作了大量调研，根据这些调研我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阻挡。但当时有一个政策，个体经济可以搞，不过必须有一个量的限制，比如雇工不能超过8个。因为按照*的说法，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经过研究，我发现*的这个说法与广东改革开放实际不符。照搬*这个说法，对发展经济、对改革开放只会起束缚作用。我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叫什么呢？我当然不同意叫资本主义，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但这个概念很敏感，政策不允许，又不符合*经典理论。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我，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你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当时我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自己长期研究和创新的理念，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计后果呢？我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学校也没法解决，最后还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都知道，任仲夷书记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他1980年到广东，来之后遇到了难题，因为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8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广东社科界研究。那时我没参加有关会议，我还只是一个研究生嘛。但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我正好研究这个题目啊。于是我从毕业论文中抽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那一章的打印稿，没有作任何修改，用信件单独寄给任书记。我的研究生论文9万多字，这一章大概近万字。

陈：是用平信还是挂号信寄？

郑：平信。信封写上“广东省委任仲夷书记收”，贴了一张8分钱的邮票，就寄出去了。

陈：你为什么要选择直接寄送给任书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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