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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家族私史 父亲的水晶（第1页）

你爸爸的东西，还有家里一些老东西，看你要不要？」妈妈在电话那头泫然欲泣，说：「不然，就都要当垃圾丢了。没法度，没有地方可以放了。」

父亲过世不久，我们先是忙了一阵子丧事，然后才开始计画安排未来的生活。首先，妈妈一个人住在乡下看起来是不合理了。房子本来也就是租的，算不上什么老家，离开不足惜。父亲还在时，和妈妈两个人在租来的房子生活，加上大哥大嫂就在隔一条街的邻近，觉得还放心，现在妈妈可是孤伶伶一个人了。兄弟姐妹们商量，决定把妈妈带到新竹和二姐一起住；二姐可以照顾妈妈，妈妈也帮得上忙碌的职业妇女二姐，家里还有最能让老人开心的小孩，这样安排最好了。

然而要搬离住了二十年的住处，老家原来的那些东西要放到哪里去？兄弟姐妹大都已经成家，虽然都幸而居有屋，但哪个人家里不是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怎么找得出空位呢？妈妈大概已经知道这个命运，想到我是比较爱旧东西的人，打了电话来问我要不要收留一些家里的旧东西。

家里有很多老东西是我很喜欢的，譬如那台年纪比我还大的老留声机兼收音机。橘红色典雅的木头盒子，精细的缕空木工，缕空处饰有纱网，后面的喇叭仍然播得出真空管温暖音色的美声。木盒正面的中央高处，有细细一条黑白红三色的赛璐珞面版，数字标示的是收音机的频率，左右两个旋钮，一个控制音量，一个寻找频道。盒子上方盖子掀开来，就是当年刚刚推出的第一代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转黑胶唱片唱盘，细细的唱臂优雅地在唱头处转个弯，只要用手指头轻轻托起，唱盘转动时，你几乎可以不费力地放下唱头，它也好像滑翔翼一样轻轻降落，歌声也就随着悠扬响起了。

这部留声机唱盘兼收音机买来时，据说是我们基隆老家那条街上的第一部，邻居没听过这么美妙的乐音，常常挤在我们二楼住家的楼梯口，想要多听听它神奇美丽的声音，有时候还央求妈妈再多延长一些播送的时间；但我不曾见识那个盛大的场面，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木盒留声机也伴随家中每个小孩长大，包括我自己。对我来说，社会上重大事件就是经由收音机的播放而得知的。所谓的「重大事件」，可能指的台风要来的新闻，或者是重大的篮球赛事转播，甚至可以是大姐关切的某次省交响乐团公演的转播；最严重的事件，当然就是各种考试的「放榜」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被播音员以平稳速度的标准国语唱读出来，全家人聚精会神竖耳倾听（其他几十万个家庭也一样），生怕错过了的一个名字就是和自己有关的。

收音机也提供了我们大部分的娱乐，有时候我听《白银阿姨讲故事》，听她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天又一天，一个故事过后还有一个故事，彷彿永无止境。我们也爱听各种国语的或台语的「广播剧」，依音调的起伏而进入了各种情绪。「嗄，什么？十万元？十万元？我要去那里找到这十万元呢？」剧中人哭喊着，我们的心也纠结起来。一场戏剧隐藏一种人生，我们所有悲欢离合经验彷彿都从它而来；要不然，我们自己的生活实在是太简单平凡了。

唱盘带来的则是各形各色的音乐接触，父亲还藏有许多早期的日语唱片，曲目包括了现在已经不容易听到的《台中州进行曲》；比较新的流行曲则有文夏、陈芬兰、和洪一峰；家里也开始听起国语流行歌曲，唱片也因而有了周旋、白光、葛兰等人的身影，而我第一次和姐姐去唱片行买唱片，买的正是夏台凤刚刚出道的唱片《泥娃娃》。

姐姐后来到大城读书，开始带回来古典音乐唱片，我们跟着听贝多芬、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沉迷在新发现的音乐世界中。有时候，在假日的早上，在阳光遍洒室内的时候，我把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放进唱盘中，黑胶唱片一圈圈跳起旋转舞步，唱头温柔的降落登陆，乐音响起，我站在客厅中央，闭上眼睛，让交响乐团的时强时弱的一波波乐音把我包围。我挥舞着双手，想像自己置身欧洲的音乐厅之中，指挥着一个看不见的乐团，但我立刻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无处可去的乡下小孩，一种悲怆袭来，我奋力在簿本里写下零碎的诗句：「放一群鸽子飞出去，飞到我想去而去不成的欧洲。」我已经来到多愁善感的青少年时期了…。

是呀，这座木盒子留声机曾经如此地伴随过我己然消失的青春时光，多么像是凝固旧时记忆的一座相框。如果没有其他人要，我在电话里和母亲说，我愿意保有它。

我想要的还有其他充满家中记忆的东西，我又说：「还有家里那座老挂钟，还有家里那张红色圆餐桌和那些圆凳子，还有那些唱片，还有那只木头碗橱和那些老粗碗…，如果没有人要，通通留给我好了。」

老挂钟是外祖母留给妈妈的遗物，原木色的面板镶了黑色木框，上面是大号数字的钟面，下端玻璃窗可看见左右摆动的黄铜制钟摆，上紧发条后，走起来很有精神的嘀嗒嘀嗒，每半小时会敲钟一次，发出当当当轻脆的声响。挂钟虽然年事已高，但所有零件机械都还保养得很好，除了会愈走愈快，将军赶路一般，没有其他问题。它的钟响几乎不分昼夜地陪伴了我们有记忆的所有时光，我怎么舍得放弃呢？

红色的圆餐桌和伴随它的十二只板凳，是妈妈的嫁妆。那个年代，谁家都有一张红色的圆餐桌，但我还没看过有谁家的餐桌好过妈妈的这一张。上好的木头，重量就比一般餐桌沈得多，搬动的时候就感觉到它的厚实，连凳子都比别人重了许多；漆色也与众不同，虽然也是暗红色，但又透着一种艷彩，已经几十年了，擦干净时还会闪闪发亮，好像新的一样…。

唱片指的是父亲留下来的日本唱片；碗橱也是用了几十年的木制品，有纱窗拉门那种，现在没得见了；粗碗也是外祖母时代留下来的…。

「拉叽欧已经不在了。」拉叽欧是Radio的日文发音，妈妈的意思是那座留声机兼收音机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像是晴天霹雳，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你哥哥说要换音响，那只拉叽欧太旧了，就把它丢了。」妈妈在电话那一头说，她好像没有感觉到损失，也许她觉得新东西比较好。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恐怕已经半年了。」

我感觉焦急起来，在我没有回家的时候，家里并不是静止等待的，它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旧东西会消失，记忆将不存。我急忙跟母亲说：「星期天我就回来整理家里的旧东西，我也会整理爸爸的东西，在我没回来以前，你先不要丢任何东西…。」

到了周末，我依约驱车赶回乡下老家。进到家里，客厅和房间已经都是四壁空荡荡的凄凉模样，空气中瀰漫着翻动旧衣橱特有的霉味，卧房裸露出床架，衣柜的位置也空了，留下墙壁上一个灰尘框住的空白，只有厨房和餐厅还有一点「继续营运」的人烟迹象，妈妈显然是已经打包多时了。东西收拾过，大件家俱綑起来，杂物则装入纸箱，东一堆西一堆散放在客厅和房内的中央。

妈妈看我回来，也不多说，指着客厅一个角落说：「那些是帮你留下来的东西。看看你还有没有要些其他的？」

我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得出角落里有一个最大件的圆形物体，用旧衣物綑包成一团，那应该就是家里那张古董红桌的圆桌面了，它的十字型脚架已经收起来，另外綑成一包。旁边一个正方体，也用衣物包起来，应该是家里旧有那个双层纱门的碗橱。地上一个小长方型物体，也用布包着，看大小应该是家里的祖母挂钟。旁边还置放了一些包装好的东西，加上几只零星的纸箱，看不出装了什么东西。

「爸爸的东西呢？」我问。

妈妈领我走到通往厨房的走道，走道墙边零乱放了些东西。妈妈说：「我还没收拾，也不知道你要些什么。」

地上一只纸箱，妈妈从里面一捞，拿出父亲的西装和皮鞋：「伊的西装和皮鞋你要吗？」

西装当然是太旧式了，也没有人穿这种的样式了，我拿起来在身上比一比，说：「太小了，我穿不下，也许留给大哥吧？」皮鞋我也试了试，一样是穿不下。旁边还有两双进出矿坑用的双趾胶鞋，也是没法用了。

「比较好的那一套衣服和皮鞋，给他自己穿去了。」妈妈说，我也想起来入歛时父亲的打扮，那是他生前盛装时最常穿的灰西装，还有他每天擦了又擦，永远亮晶晶，穿了超过三十年的一双暗红棕色皮鞋。父亲有一套保养鞋子的道理，他曾经说，修鞋、换底要在基隆，因为地方港口特别潮湿，修鞋匠用的缝线比较耐潮，在其他地方修的鞋，穿到了潮湿地方，缝线很容易就烂掉了。

「但我留下了这个。」妈妈拿出父亲玳瑁镜框的老花眼镜，作势戴上，表示她还要继续使用；那个匮乏年代的思想，是不会丢弃任何还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没有合不合用的问题。我有一次在曼谷逛跳蚤市场地摊，看到地上卖旧货的，除了各种老花眼镜以外，还有大量全副和半副的假牙，但谁会买别人的假牙放进自己的口腔之中？

「你不怕他在阴间看报纸找不到眼镜？」我想起舅舅曾经梦见外祖母向他讨假牙的故事，冲口想说出，临时又煞住了车。

妈妈双手又一边一样拿起东西：「你爸爸的手杖和草帽。」

「这个我喜欢。」我很高兴地拿起来把玩。那是父亲在矿场里用的手杖，握柄是个不锈钢的小尖嘴锄，下端是摩梭得发出光泽的深色硬木，杖头则包了铁。我曾经在多张照片里看到父亲扶着手杖站立或行走山路的模样，但不曾看见父亲在家里用它。我有几次和父亲一起进入山区，他也只是在路上捡一根竹子或树枝当做手杖，并没有用他的专用手杖；事实上，这只手杖是父亲过世前几年，才由一位矿场的老工人帮他带回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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