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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家族私史 六阿姨的聘礼（第1页）

两位工人模样的男子吃力地抬着一个木头架子上楼来，狭窄的楼梯通道让他们回旋困难。抬上来的架子约莫是六尺长、两尺宽，架子上满满地放着一个一个的大饼，大饼上贴着一张红纸，写个囍字。两个人把木头架子抬进来，放在榻榻米上，低头欠个身，算是行了礼，父亲正襟跪坐，头发梳得油光整齐，他弯腰深深鞠躬回礼，工人们随即退了出去。

紧接着又进来另外两名工人，这回我认出其中一位是附近糕饼店的师傅，毛巾还绑在额头上，他们抬进来另一个木头架子，架子上一样满满摆着贴有囍字的大饼，父亲再度鞠躬回礼，他们也退出了。然后是另外两名工人，架子上是同样的大饼和装饰；然后再有两名工人，又是一架子的大饼…。

可能已经来了约莫十个架子，榻榻米上已经排得到处都是了，架子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喜事大饼。但工人和架子还没停，像水流一样，来了一队，还有一队。楼梯口已经挤满了好奇窥探的邻居小孩，使得搬运工人的行进速度更加缓慢，我们自家小孩一样好奇，我躲在妈妈背后观看，哥哥姐姐们则藏在父亲背后的房间，拉开纸门张望着。

突然间，工人抬进来架子上的内容主题起了变化，这一回架上不是大饼了，而是一堆一堆的糖果，有冬瓜糖、花生糖、牛轧糖，还有大块的冰糖等等，五颜六色，十分诱人。两名工人退出去，另外两名工人上楼来，同样是一架子五颜六色的糖果。探看的人更多了，不再只是小孩，连大人都来凑热闹，父亲堆着憨憨的笑容，忙着鞠躬给送礼工人回礼，又要点头和观看的邻居打招呼。这时候，担着糖果的架子还继续川流地送上楼来。

糖果的架子走了一阵子，架上的陈列又变了，这回是各种花糕了。雪白色的方糕、米黄色的花生酥糕，一块块叠起来，堆成梯状，每个架上有好多堆。然后糕饼店的老板也抬着其中一个架子上楼来了，放下架子，立即趋前和父亲道贺，一面拿起搭在肩上的毛巾擦拭他的满头大汗。

花糕走完，新的架子里的内容复杂起来，有瓜子、甘纳豆、橄榄之类的零食，我对甘纳豆特别垂涎，因为那是我最爱的零食。架子上有的也摆着香皂、肥皂之类的日用品，一块一块叠成金字塔型；还有一块一块折好的布料，或者缎子、丝绸，或者是布面，甚至还有可做西装的高级毛料。

屋子里里外外全都堆满了架子，工人还是两名一组地陆续搬东西进来。这时候鞭炮声响起，准姨丈进来，满脸诚惶诚恐立刻扑跨在父亲面前，父亲慌不迭地去扶他起来，两个大人拉拉扯扯，嘴里讲着各种客套的话语。我听到父亲说话的内容，意思好像是要他把东西拿回去，心里不禁暗暗着急起来。

准姨丈，也就是后来的六姨丈，和六阿姨交往已经一阵子了，偶而还会来家里做客，和我们家人也已经熟了。他讲着一种奇腔怪调的台湾话，还带着浓浓的鼻音，常常被我们小孩拿来模仿取笑；妈妈说因为他是福州人，讲的话和我们漳州人不一样。准六姨丈有自己的事业，是我们往来亲友中经济最宽裕的人，他的提亲得到父亲首肯之后，今天送来的聘礼就是丰硕壮观而礼数周到的，邻里街坊之间面子已经做足了。

妈妈有六个妹妹，也就是我的六个阿姨。妈妈的父母亲在战争时期就都已经过世了，六个阿姨都由大姐夫（也就是我的父亲）扶养成人，现在父亲也是以家长的身份来主持这些小姨子的婚事。六阿姨年纪较小，准备结婚却比较早，三阿姨、四阿姨都还没嫁呢。不，我这样说也不对，七阿姨年纪最小（所以叫做Sueko日文里「末子」的意思），却早在一年之前已经嫁人，只是她嫁的夫家较穷，没有这样的聘礼场面。

但父亲意志坚定，最后用长辈的口吻，下了像是命令的话：「大饼我跟你收下来，其他你拿回去，这样已经足够了。」妈妈也立刻在一旁帮腔：「对呀，这样已经足够了。」

两个男人又言词推让了一阵，但肢体已经缓和了。准六姨丈终于回过头，对着即将搬架子的工人挥挥手，工人会意止步，转身退回去，走在后面的搬运工也都吆喝着回头了：「不收了，不收了，回去吧。」准六姨丈也跟着退出去，屋子里突然间就平静了。

看到大人们离开，我高兴地在礼物架子中跳来跳去，检查各种聘礼的内容与用途，我当然最觊觎那些多达数十包的甘纳豆，粉红大颗的纳豆饱满结实，每一包都是两斤装，份量十足，我想像我们小孩可以大把大把地吃它，不必再小心翼翼一颗一颗地囓咬着。

不久后，糕饼点店的老板肩上披着毛巾匆匆跑来了，父亲不知道对着他低语说了些什么，又拍拍他的肩膀，糕饼店老板一直点头，汗珠从他额头上滴下来。糕饼店老板离开几分钟之后，一群工人又回来了，一样是两人一组，他们开始把送来的架子连同上面的礼品抬回去，一架子一架子拿走了。

所有的小孩都呆若木鸡站在旁边，惊骇地看着搬运工作的进行，看着那些美好的东西成为昙花一现的梦想，如今又重新一样一样地消失在眼前。我没说话，我才四岁，轮不到我说话。不知道是那个小孩先开的口：「妈妈，为什么这些东西要退回去？」

妈妈还没有完全感受到小孩子们的失落和失望，只是淡淡地下了坚决的结论说：「我们不能收，收了以后我们怎么还人家还得起？」

要等到很多年后，我们有了录影带的观片经验，我们才会说那像是「倒带」一样，但那时候我们不懂得这样说。工人们先把衣料拿起了，然后把日用品也拿走了，然后开始搬运那些零食。瓜子、橄榄我都不那么在乎，很快他们就开始搬那些甘纳豆了，每一个放有甘纳豆的架子抬起出去，我的内心就阴沉一分，也破碎一分。

终于，他们要搬运最后一个放有甘纳豆的架子了，他们显然无意留给我们任何一丝的希望，我忍不住冲出去，拦住工人，紧紧抱住那个架子，大哭了起来。

工人停在那里，忍不住地笑着，一面转头看着我的母亲，妈妈走过来把我抱开：「乖，那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要还人家。」

我明白那是最终的命运了，每一次的抗争最后都是同样的命运，你永远不可能对抗大人的最后决定，我有限的生命经验已经明白这件事。我不吵闹了，噙着眼泪，一面还轻轻抽泣着，安静而认命地看着工人们把那些放置在房内的礼物架子一个一个搬出去。

其中的大饼已经被妈妈指挥阿姨们收了下来，并且一面忙碌地送往左邻右舍，空架子也让工人收回去。礼物搬空之后的日式屋子，不知怎地，看起来比原来空旷荒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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