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与本钱
显然,争面子就像做生意,也是要有点本钱的。
可以用来作本钱的东西、事情和条件很多。一般说来,但凡别人没有而只有自己才有,或虽然别人也有,却不如自己多、好,或不如自己先有,都可以视为“本钱”。比方说,阿Q看过杀革命党,未庄的其他人没有看过,这就是本钱。阿Q也因此而有面子,可以有资格向他人炫耀,有资格在讲述中将唾沫飞到赵司晨(一个在未庄也多少有点面子的人)脸上,有资格在讲述中扬起右手,照着王胡的后颈窝上“直劈下去”。该王胡虽然先前曾轻而易举地痛打过阿Q,这回却不但不敢还手,而且还“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就因为这一回阿Q的面子实在颇大之故。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唯我独有”的东西,也要别人认为有价值才行。比如孔乙己懂得“回”字的四种写法,别人不懂,照理说也应该算是本钱的,可惜别人不买账,也就不算。又比如,阿Q的头上有癞疤,别人没有,但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连阿Q自己也不觉得是面子,当然也就无足夸耀。
历史上公认可以作为面子之本钱的,主要是爵位、年龄和德行。这i种东西,或日三种条件,在上古确非一般人所能有,因此孟子说:“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也就是说爵位高的,年纪大的,德行好的,这i种人,是天底下面子最大的。不过,这只是上古的事。后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年纪大,德行好,也未必有面子。六七十岁的农民,见了二三十岁的县官,也得下跪叫“太爷”;品德高尚的书生,也远不如贪官污吏吃得开。于是,可以用作“面子本钱”的,就只剩下一种,即社会地位(爵)。
社会地位,一般以“富贵”与否为标志。“富贵”二字虽常联语,但其实是两件事。富指有钱财,贵有地位。贵者或许多富(也不尽然),富者却并不都贵。子民之中,富莫若商,但从“士农工商”的次序看,则商之地位还在农工之下。古时候,商人再有钱,也不得穿漂亮衣服,只有花钱捐官以后才能摆谱,即富不如贵之证。
所谓“贵”,又包括两方面。一是官位显赫,或拥有可以折算成官位的各类头衔,如“相当于某某级”的职称等。其所以是面子,在于它的拥有者是“人上人”。“人上人”既然“高人一等”,他人便只能“低眉”而不敢“面对”,自然是极有面子。所以,一家公司哪怕只有三五个人,那负责人也一定要自封为“总经理”;而副职如果享受正职待遇,则名片上一定要注明是“正处级”或“正司级”,以免别人小看了自己。
再就是血统高贵了。或出身名门望族,或世代为官为宦,或皇亲,或国戚,或者姓了某一高贵的姓(如爱新觉罗)也行。上古可以作诸侯、大夫的都是贵族,故官位与血统都统一于“爵”。后代的帝王,在酬劳功臣时,也有既封官又赐姓的。可见姓氏、血统,也是一种面子。屈原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刘备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杜甫说自己是大将军杜预之后,一以神为祖,一以王为祖,一以将相为祖,虽然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但以血统为面子的精神,却也一以贯之。反正姓孔的都是孔圣人之后,姓岳的都是岳武穆之孙。只有姓秦的不敢夸口,因为秦始皇并不姓秦,秦侩倒实实在在地姓秦。然而姓郑的却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郑和之后。其实郑和是太监,哪来的后代?但既然姓是面子,也就顾不得许多。曹操的“祖父”曹腾不也是太监?曹操不也照样姓曹?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不也照样考证出曹操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
这个道理,连阿Q也懂。比如姓赵,在未庄原本就是一件有面子的事,何况后来又出了一个秀才。于是,阿Q为脸上有光故,在灌了几碗黄汤后,竟然不识好歹地公然宣布自己也姓赵,而且“细细地排起来”,比秀才还要长上三辈。这种僭越的言论,自然不能为赵太爷所容忍。于是阿Q便被叫去训斥了一通:“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姓也者,“人之所生”也。生在某姓,即姓某,不存在“会不会”、“配不配”的问题。但赵太爷既然认为阿Q不配,未庄其他人也自然认为不配,最后大概阿Q自己也默认了不配,便从此不敢姓赵。
不过,上述本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家族的面子,也就五代而已。到头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能一点面子也没有。同样,原来一点面子都没有的,也可能飞黄腾达,封王封侯,身价百倍,这就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之,面子的大小有无,是会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有时是很快,甚至是很有戏剧性的。就说阿Q,因为曾经见过革命党一“面”,成了“准革命党”,便在未庄人还弄不清什么是“革命”,稀里糊涂既敬且畏时,短时间地由“阿Q”升格为“老Q”,在“天下有达尊者三”中占了“齿”这一条。后来,“成与维新”了,赵家也有了“柿油党”的“银桃子”,阿Q却没有,于是又再次沦为无“齿”之徒,最后还掉了脑袋。
面子与实力
阿Q得了面子又丢个精光,说到底,还是因为实力不够,因此面子的得失,便完全身不由己。体面体面,总得先有“体”,才有“面”。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体之不存,面将焉附?无其体而求其面,势必身受其害,脸也丢光。阿Q既无姓赵的资格,又公然宣布姓赵,结果什么也姓不成,反赔了地保二百文酒钱;在别人面前连孙子都不如,偏偏还要说什么“儿子打老子”,结果是下回打得更凶。
可见面子的背后是实力。赵太爷能不准阿Q姓赵,是因为他地位高;王胡敢打得阿Q满地找牙,是因为他力气大。阿Q又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像他这样要啥没啥的,还死要面子,最后必然是里里外外都赔得干干净净。古人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面子其实是要靠实力来支撑的。有实力的面子是真面子,没实力的面子是假面子。如果自己的面子都来路不明,又哪里管得了别人?赵太爷说阿Q不配姓赵,阿Q便不敢再姓赵;阿Q说王胡不配抓可以咬得很响的虱子,王胡就不抓了么?
可惜还是有人喜欢做阿Q。公元1873年,年轻的同治皇帝将举行亲政大典。依照国际惯例,西方各国使节届时都要来朝觐皇帝陛下。这下子朝廷头疼了。朝觐的时候,要不要洋人行三跪九叩之礼呢?要,实力雄厚的西方列强早已开罪不起;不要,则大清皇帝和帝国的“脸面”又将置于何地?当然,不要西方各国使节来朝觐,也是不行的。惹又惹不起,赔又赔不起,躲又躲不掉,简直是走投无路。
幸而这时出了个名叫吴可读的宝贝。此人很有些阿Q精神。他’上了一份奏折说:洋人无异于禽兽。让他们行三跪九叩之礼,等于是强迫禽兽遵行五伦。能让其行不荣,不能让其行不耻。而且臣认为,如洋人也像国人一样行礼,那才是咱们中国的奇耻大辱哪!也就是说,你洋鬼子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么?你还不配!这样听起来,颇有些像赵太爷训斥阿Q“不配姓赵”。所以吴御史的这份奏折,便博得了满堂喝彩。于是朝贺之时,国人行三跪九叩的“文明”之礼,洋人行免冠鞠躬的“野蛮”之礼。一场差点又要酿成大祸的外交争端,就这样顺利的解决,而泱泱天朝大国,也总算保全了“体面”。
遗憾的是,吴御史和满朝文武都没有想到:第一,列祖列宗可都是让“禽兽”们行过三跪九叩之礼的。据统计,从圣祖康熙到高宗乾隆,一百四十多年间,欧洲各国使节觐见皇帝达十七次,十六次都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岂非列祖列宗的奇耻大辱?第二,譬如在阿Q,原本是想姓赵的。赵太爷说他不配,自然是赵太爷有面子。然而那些“如同禽兽”的洋人们,又何曾想过要“姓赵”?既然没有,你又哪来的面子?
好在不会有人说穿这些,——就是有人想到了,也不敢说。当然,吴某人的高论也不宜公开发表,或通报给洋人。洋人智商再低,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禽兽”。此论一出,势必战乱重开。何况也没有必要。吴某人之所以要发表这一番高论,无非是要为大清朝廷屈就洋人找到一个说法,自己给自己一个精神安慰,当然只要自己知道就好。
但并非所有的面子都只是一个说法,一种安慰。有些东西,便既“好看”,又“好吃”;既是面子,又是实惠。比方说,一个读书人,不论十七八,还是七八十,未有“功名”之前,都只能叫“童生”,身份待遇与一般小民无异。科举考试及格,成为“生员”(俗称“秀才”)以后,地位便大不同于以前。单是一领“蓝衫”,便可以在乡下人婚丧嫁娶的酒宴上混吃混喝。因为能请到身着蓝衫的秀才到酒席上,在乡下人看来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如果中了举人,立马就是“老爷”。可以做“学官”,或当“候补县”,或在家以“乡绅”身份结交官府,包揽讼词,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如果中了进士,便是“天子门生”。皇上传见,礼部赐宴,金榜题名(名单用黄绫榜公布),树碑立传(名单由礼部出资勒石于太学),光宗耀祖(由礼部发银树牌坊于宗祠)。选作京官的在“天子脚下”,分发各省的则尽快候补,叫“榜下即用”,又称“老虎班”,立马就是“县团级”。可见面子有时也是实惠,而且身份越高,面子越大,实惠也越多。小老婆要“扶正”,临时工要“转正”,知识分子要“升职称”,道理都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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