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业十二年初秋到大业十三年夏末,天地走完了一个四季的轮回,而杨广也在莺歌燕舞的江都当了一年的鸵鸟。
这一年里发生了太多事情。
太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它们基本上都被杨广的“鸵鸟术”成功屏蔽掉了。
但是让杨广郁闷的是,自从大业十三年四月那个叫元善达的使臣带来了关于东都的坏消息后,他维系了将近一年的屏蔽网就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尽管他很快就把元善达处理掉了,可更多让人讨厌的坏消息还是像苍蝇一样嘤嘤嗡嗡地钻进了杨广的耳中。
这些消息都是关于东都的。
杨广听说,那个破落贵族李密真的攻占了洛口仓和回洛仓,还像一个穷凶极恶的疯子一样紧紧咬着东都不放,不但把它啃得遍体鳞伤,而且随时有可能把它一口吞掉。
杨广很生气。他不得不从温柔乡中抬起他那高贵的头颅,狠狠地关注了一回现实。
大业十三年五月下旬,杨广命监门将军庞玉和虎贲郎将霍世举率关中部队增援东都。同年七月初,杨广再命江都通守王世充率江淮精锐、将军王隆率邛地黄蛮(四川西昌少数民族)、河北大使韦霁、河南大使王辩等人各率所部驰援东都,共同讨伐李密。
东都洛阳曾经是杨玄感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噩梦。
为了得到它,杨玄感付出了一切,包括最后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而对如今的李密来说,东都洛阳也正在成为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泥潭。眼前的洛阳城看上去是那么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可李密的数十万大军围着它打了好几个月,却始终一无所获。
李密会不会因为这座东都而变成第二个杨玄感?
有个人对此产生了疑虑,他就是李密的帐下幕僚柴孝和。
就像当初李密劝杨玄感西进关中一样,大业十三年五月,柴孝和也向李密提出了相同的建议。他说:“秦地山川险固,秦朝与汉朝皆凭借它而成就帝王霸业。而今之计,最好是命翟让留守洛口,命裴仁基留守回洛,由您自己亲率精锐,西进袭取长安。一旦攻克西京,大业的根基稳固,然后再挥师东下、扫平河洛,如此天下可传檄而定。方今隋失其鹿,四方群雄竞逐,若不趁早下手,恐怕会有人抢先,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啊!”
可令人遗憾的是,当年的杨玄感拒绝了李密,而今天的李密也同样拒绝了柴孝和。人是会变的,当年的李密只是一个幕僚,现在的李密却是一个领袖。
屁股决定脑袋,位子决定思维。此时的李密当然会有一些新想法。他说:“此计诚然是上策,我也想了很久。但昏君还在,他的军队也还很多,我的部属都是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跟我西进关中?况且军中的多数将领皆出身盗匪,如果我独自西进,把他们留在这里,我担心他们谁也不服谁,万一产生内讧,大业会瞬间瓦解。”
不能不说,李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他的情况与当年的杨玄感有所不同。杨玄感出身政治豪门,而且本身又位高权重,在帝国政坛和军队中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他起兵后对自己的部属和军队也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在此情况下,他没有听从李密的建议及时入关,导致隋朝大军把他围困在四战之地,这肯定是失策的。
而李密呢?在来到瓦岗之前他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落魄贵族、一个四处漂泊的失业青年,仅仅是凭借他的心机、智谋和运气,再加上一则语焉不详的政治谣言,才使他后来居上地篡夺了瓦岗的领导权,说难听点就叫做“鸠占鹊巢”。因此他对瓦岗群雄的控制力实际上是很有限的,他的领袖地位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稳固。在此情况下,如果放弃洛阳、西进关中,很可能就会导致他所说的两个问题:一、属下的山东豪杰不听号令,各行其是;二、瓦岗内部产生内讧,自相残杀。其实还有第三个最大的隐患李密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如果他独自西进,完全有可能丧失瓦岗的领导权,更别提什么四方群雄的盟主地位了。
所以,明明知道西取长安才是上策,明明知道洛阳是一个危险的四战之地,可他却毫无办法。
在攻下洛阳之前,李密和瓦岗军哪里也去不了,这是李密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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