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只有自己。就像小马过河一样,所有人都可以给你建议,但没有人会为你的未来负责。
路在当下,怎么走,自己选。
2012年8月6日,我终于等来了北海道大学神经科学实验室的硕士录取通知。
从广州到北海道,3400公里,这条艰辛的路我走了四年。
还好,最后把属于我的「船票」,紧紧地握在了手中。
我当时选择的是北海道大学的神经科学,跟的教授的主要课题是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制和早期诊断方法,偏基础医学一些。
学制上和国内有一些不一样。国内硕士基本是三年,其他国家两年的居多,像英联邦国家还有很多一年制的硕士。日本大学的硕士要求修够学分、通过毕业答辩就可以毕业,不像国内医学院要求发SCI论文才行。
看起来好像比国内容易,但实际上真正对比起来,我个人觉得在日本读研要辛苦很多。
虽然学校的要求松,但老板(我们一般叫教授「老板」)的要求严,每周实验室都有两次组会,老板会提一大堆问题,每次组会都相当煎熬。
我在日本读研期间,待在实验室的时间居多,晚上基本都是九十点钟才回家,是字面意义上的「披星戴月」,最后一学期甚至经常做实验做到凌晨两三点。
这样机械化的日程在研究生第二年的下学期被打破了。
当时,一位学病理的中国师姐拿着一个孩子的大脑CT报告请我协助翻译,因为我学的神经科学,对这一块的专业词汇了解得多一些。
这份报告是师姐朋友的宝宝的,师姐的朋友两口子当时带孩子去上海看病,由于孩子的病非常罕见,加上之前的治疗效果也不太好,国内的路子基本都已经尝试过了。后来父母不甘心,希望能进行海外求助,绝望之中在网上疯狂地查询,发现美国的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对于儿童肿瘤的研究很多,便动用身边所有资源和渠道去进行联系。
因为实在是太特殊了,所以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记得很清楚,那个孩子患的是颅内胚胎性横纹肌肉瘤——一种罕见病。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海外医疗,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我未来的职业方向。
先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海外转诊?
海外转诊主要是帮助中国患者寻求海外的医疗服务。
我目前就职的是一家行业头部的出国看病服务机构,因为有临床医学的背景,和国外留学的经历这两个优势,所以称为了机构的医学顾问。
找到我们的患者主要都是希望转诊到国外顶级医院的,比如对中国医学生熟知的梅奥诊所、麻省总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皇家马斯登医院、顺天堂医院等。我主要的工作是分析患者的情况并帮助他们制定适合的转诊方案。
出国看病是一个「重」决策,并非所有的人都适合出国看病。
例如一名刚发现可能是乳腺癌的患者,她目前是否需要先行穿刺活检?穿刺是取乳腺肿块还是腋下淋巴结?她的病理类型是什么?她是先化疗再手术还是直接手术?日本还是美国在这方面更有优势?美国哪些医院或者哪些医生擅长这个疾病?患者在国外可能要待多长时间?大概需要准备多少免费用?
这是我在工作这么多年积累经验后的条件反射,脑中会自然地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在日常遇到的患者当中,大概有七成是肿瘤患者,另外还有一些心脏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疾病也会碰到,比如上面的横纹肌肉瘤,我每年都能碰到十几个,虽然在病发比例上算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对于发生的家庭来说,每一例都是切实地影响着他们的家庭生活。
根据相关规定,我们不会直接给出诊疗意见,但我们必须非常熟悉患者的病情和国外医院的情况。
师姐朋友的宝宝的事件,确实让我开始思考走上海外转诊职业道路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选择。
我的成绩没法儿与那些科研「大佬」相比,但我想就亲身经历来和大家,特别是医学生们分享一下我作为学长的感想。
我们应该如何分析问题?如何做出选择?
我的职业道路的转变,总结下来大抵是这十六个字——分析形势,做出决策,承担风险,获得收益。
论是升学、就业、婚姻这些重要抉择,抑或是买哪支股票、假期去哪里旅游、晚上选择去吃哪家餐馆等这些日常小事,都可以用这十六个字来辅助自己进行分析和判断。
想要敏锐而正确地分析形势,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可靠的证据,二是正确的逻辑,而前者源于对不同领悟的广泛涉猎。站在更高的维度思考问题,无法保证你可以比别人走得更远,但能让你减少在未来重大决策中犯错的概率。
现在我们总是在强调循证医学,循证能让我们的分析更加可靠。
在我留学日本的两年当中,我逐渐意识到,中国医学教育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缺乏通识教育。
学生时期可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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