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也不怎样。
但是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自己的老师们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很认真的听讲。
我出国留学之前,曾在金日成大学听过一位苏联来的朝鲜教授的讲座,当时学校的其它老师
把他当作在苏联很有名的教授。后来到了莫斯科,我有一位研究生院的同学与那位教授来自
同一所学校。我向他打听,原来那位“朝鲜人教授”居然只是我这位同学的助理。 还有中央
党校的校长,也是一位在苏联的朝鲜人,曾经为我们举办讲座。后来我到了莫斯科,他以朝
鲜高官的身份来苏联访问,我又见到了他。别说马克思理论了,他居然连俄语都说不明白。 当
然,我之所以知道那些,都是后来去莫斯科留学的缘故。学校的老师们其实可以说根本不懂
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依旧在讲课。 1954年,平壤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学生和教员
们都被要求参加建筑劳动。好在当时金日成大学还没有迁回平壤,中央的干涉和管理还没那
么严厉,对学习有好处。 我当时抽空写作了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小册子,拿到了稿费。稿
费的数额与我在大学的薪水差不多了。我当时满怀激情,一年共写了1;000多页,这还没将
我编写的教科书计算在内。 1956年,我在平壤分到了房子,是个相当不错的房子。我搬家
后把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立刻接了过来。那年5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妻子在大
学担任了照顾各国留学生的职务。
第四章 金日成综合大学
学校搬回平壤,政治形势也变得复杂起来。1953年,当我还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就听
说了南部劳动党领导人朴贤明和李承叶叛党被肃清的传闻。当时在苏联的留学生还举行了思
想讨论会,我感觉党的说法跟事实并不相同,但是我知道,共产党员对敌人是不能留情的。
我决定不介入政治。1954年,在柏松里(当时平壤大学所在地)举行了为清除朴贤明和李承
叶余党而进行的讨论会。大学搬回平壤后,又举行了思想讨论会。思想讨论的方法是:所有
党员毫无例外的向党表达个人的忠诚,然后是自我批判,然后是互相批判,然后再针对有问
题的同志进行集中批判。 针对朴贤明和李承叶等南部劳动党系人员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5
年,当时从南部来到北部的学者们都非常尴尬。同时,长期以来北部学者被压抑的感情开始
释放,出现了针对南部学者的报复倾向。南方学者大多性格淳朴,不会阿谀奉承,北方学者
则认为自己出身正统,对党无限忠诚,有一种天生的政治上的优越感。 结果思想讨论会自然
由北朝鲜出身的人来主导。我为了保护南部出身的学者们费尽了心机,但是,哪怕只是与南
部劳动党系的人有一点关系,想救他都变得很难。还好,最后除了哲学系一位老师之外,南
方学者们都过了这一关。被肃清的那位老师罪名是间谍,理由是与德国修道院的人很亲近。
那位老师学问很大,我很喜欢他。有一天他被秘密警察抓走了,留下了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孩
子。听说他一直否认对他的指控,但在当时,还没有人被秘密警察抓走后能活着回来。 这件
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想在这里给他恢复名誉。 他毕业于首尔大学,是一位教授,名叫
金真九。我不相信金教授是间谍,像他那样的出身,跑到北方来当间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哲学系当时有秘密警察的眼线,他们不喜欢我赞赏金教授,就造谣说,金教授拍过我的马屁,
所以我才替他说话。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苏共20大,会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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