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们所在的长津湖战场,是朝鲜北部最严酷寒冷的地区,海拔平均在一千至两千米之间(类似中国的避暑胜地庐山),林木密布,几乎无人居住,只有几条山间小路供通行。
九兵团仓促入朝,每个班的十几个人却只有一两床棉被,到了夜晚,士兵们不得不将棉被铺在雪地上,十多人挤在一起,相互依偎,用彼此的体温来抵御零下45摄氏度的严寒。别说保暖了,不被冻僵已经算是万幸。每天早上点名时,队伍总会短上一大截……
部队最为痛苦的莫过于后勤供应跟不上。
东线只有一条山间公路可以勉强走车,时常被美国飞机在空中监视和袭击。
27军四十多辆满载物资的卡车,很快便被凝固汽油弹烧毁殆尽,部队只好亡命徒一般轻装前进。在如此严酷的寒冷条件下,即便是摄入大量高热量食物也难以顶事,可部队连能充饥的冷土豆和炒面都供应不上。
有的女同志为了背一袋粮食上山,竟然累得吐血。战斗打响后,投入战斗的志愿军部队中,有的少则两天、多则九天没有吃上一口热食。为了避免敌机侦察,连火都不敢生,饥寒交迫的战士们连热水都无法喝上一口。
武器装备的情况也极惨。
东线位于高寒山区,作战条件异常艰苦,每一发子弹、每一份干粮都必须由士兵肩扛背驮地运送上去。20军的步兵每人仅携带了80发子弹,而由于地势险峻,大口径火炮难以运输,只能全部弃置在鸭绿江以北。
部队被迫携带中小口径的迫击炮上山,可炮弹又带不了多少,82迫击炮只能带弹90发,60迫击炮只能带60发,手榴弹居然成了重武器。这仗是真难打了。
宋时轮和陶勇无计可施,只能让26军留在二线,前线的两个军连基本的粮食供应都无法保障,怎么可能再增加一个军呢?现在,现代化战争又向中国的将领们提出新课题了,从建军之日起就一切取之于敌的中国军队,开始领悟到现代化后勤体系的极端重要性。
1950年11月5日22时,北京发电,明确指示第9兵团入朝后由志愿军总部统一指挥。翌日10时,志司向宋时轮、陶勇传达任务和行动部署,并将该电同时转发给正在黄草岭地区掩护第9兵团推进的第42军。
志司在接管第9兵团指挥权后,首次提出了东线作战的完整构想:
以第1陆战师为主要打击对象,优先消灭其两个团;
战场选择在长津湖东西两侧,理想地点是旧津里和长津线区域,若能再向北推进则更为有利;作战方法是引敌深入,结合正面阻击和侧后袭击;
作战力量主要是第9兵团的两个军,分别在长津湖以西和以北集结,并与已在该地区的第42军协同作战。
在志司看来,面对美军冒进的情况,最佳策略是将第1陆战师引至旧津里及其北部地区作战,拉长其战线,便于东线志愿军集中兵力从其侧后发起迂回攻击;
若美军不冒进,则应将攻击重点转向南部的五老里,切断其深远后方的退路,从而在长津湖东西两侧及其南部,形成围歼第1陆战师主力的态势。
然而,随后作战的进展并未按预定计划进行。
首先,第1陆战师进入长津湖地区后,主攻方向并未朝北推进,而是改向西方,迫使第9兵团不得不将作战重心相应向西调整。
其次,由于西线作战的需要,原本在东线作战的第42军未能留在长津湖地区配合第9兵团行动,而是全部撤出东线,调往西线德川和宁远战场。同时,第9兵团的部队也未能深入到可以对五老里进行侧后攻击的位置。
从战役全局来看,第42军调往西线,进一步增强了西线作战的力量,为在德川、宁远方向顺利打开战役缺口,并为取得清川江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42军西调,却削弱了东线的战场力量。
42军主力入朝后,一直在东线作战,已熟悉敌情和战场环境,并占据了较为有利的阵地,既能从正面阻击敌军,又能从翼侧威胁敌人的侧后方。
42军调离后,阵地仓促移交给了刚抵达长津湖战场的第9兵团部队,行动衔接上存在困难,并且迫使第9兵团分兵填补42军留下的空缺,导致攻击兵力分散。这一情况对之后的长津湖之战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这期间,志司根据敌情变化,不断调整东线作战构想。
在11月8日10时电报中,将第9兵团作战指标确定为歼灭美军4个团,分两步执行:第一步,首歼第1陆战师2个团;第二步,再歼来援的第7师2个团。大将军指出“此役关系重大,不可迟延”,这句话,对宋时轮来说,当是沉甸甸的。
第9兵团在各项准备均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出动入朝,这一状况对后来的作战行动影响甚大,以致造成严重损失。战役结束时作总结,部队有一种埋怨情绪,认为兵团领导不体恤下级,“只顾上情,不顾下情”,有“个人英雄主义”。
宋时轮解释道:“当时局势危急,如不迅速入朝作战,东线发生意外,影响西线战斗,直接有关整个朝鲜战局。故我兵团为了情况的紧急需要,不得不仓促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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