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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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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4)

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阴曹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

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影射“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场。

清代的文字狱,很多都因碰到民族禁忌这根过度敏感的神经而起,乾隆收拾徐述夔和沈德潜,其实照抄康熙收拾戴名世和方苞这两个文人的案例,祖孙二帝,同出一辙。因为戴名世为南明小朝廷张目的那部著作,是方苞为之作序的。康熙借戴案大开杀戒,与乾隆纯出于个人情绪的报复不同,是存心要把始终跟清廷不那么肯合作的江南士子,一网打尽的。

因为1644年满清入关,一路遇到最强烈的反抗,莫过于江南一带。随后一个时期内,反清复明的起义活动,又以东南一带最为剧烈。而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文人群体,也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精英分子。中国文人其实挺软骨头的,但到了国破家亡之际,也有仁人志士,铁骨铮铮,敢跳出来反抗,敢以生命,以热血,显示其耿耿忠心、磊落精神的。

这对江山虽然打下,但坐得不那么安稳的康熙而言,自然视为心腹之患。因为他们对于民众,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对于还不甘心成为顺民的文化人,还能起到相当的凝聚作用。从意识形态领域这个角度考量,第一要务是整肃之,整肃不成,则打击之,打击不成,则根除之。因此,不是文人遭遇皇帝,而是皇帝一定要来遭遇文人的,想躲也躲不掉的。这样,知识分子就得为他们与统治者的不大合作,或不肯合作,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了。

康熙蓄谋已久,筹划有日,终于找到开刀问斩的下手处。戴名世的书,方苞的序,和书中引用已经故去的方孝标的南明史料,对不起,一石三鸟,要拿这三位皆为桐城的文人开刀了。

方苞(1668—1749年),当时被认为是“当与韩、欧争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大臣李光地语)的文章家,学问家,号称“学者”,在清代,他一直被儒林宗奉为桐城派之始祖。他的同乡、挚友,某种意义上的前辈戴名世(1653—1713年),也是一位才思擢发,出语惊人,隽逸磊落,闻名于世的文豪,“少负奇气,不可一世,文章学行,争与古人相后先,尤以史才自负”(大师徐宗亮语)。其为文,“下笔超逸,雅有隽才”(大文人周亮贞语),在桐城派中自成风格。近代学者柳亚子认为:“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

康熙为什么要对桐城文人下手?道理也很简单,清代大家,多出桐城,这里不仅人文荟萃,名士汇聚,形成清代文学活动的中心和重心,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桐城派这一说,自然为意识形态恐惧症眼中的重灾区,为统治者重点打击的首选地区了。

方苞,康熙三十一年江南乡试第一;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会试第一,两人都因才识卓越,文章声望,为翰林院编修。康熙搞文字狱,手法比较独出,不是杀鸡给猴看,而是杀猴给鸡看。这位经常要到承德打围的好猎手,自然懂得枪打出头鸟所产生的阻吓效应。恰巧,方苞为戴名世的《南山集》写了一篇赞扬备至的序文,这两位桐城顶尖才子的组合,像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正好让康熙逮了个正着。

戴名世在文人中间,被视为另类,而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另类或者异端的存在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在清代,他简直不为社会所接受。他的倒霉,他的被选为镇压的对象,也因为他“负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语)。据他与何屺瞻的信中,谈到他的处境,“世多以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师,“余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久之衡文者,贡余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萧端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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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5)

这位以司马迁自诩,遍游燕赵齐鲁、三吴八闽,搜访南明遗事,立志续史的戴名世,“既穷而游,多愤世嫉俗之论,以是积学之士皆慕其才,与之交,而驰声利挟权势者,则畏其口而忌其能”。(徐宗亮语)看来,不是他不了解这个社会,而是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接纳他。于是,得罪了有权有势和有银两者,自然也就制造了不少明里暗里的反对派。

反对派的存在,也许并不可怕,反对派加之小人,那就没好日子过。都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言,这东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却从来不感紧缺,随时随地,不请自到。孔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应该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对。小人之厉害,在于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擞,眼睛盯着你不放的同时,鼻子还不停地嗅着上面的动静。

我估计那个跳出来陷害戴名世的御史赵申乔,一抓住他书中的把柄,二抓住他备受世俗訾议的恶名声,三抓住康熙要杀人的血腥欲望,于是,一纸奏书,呈送到主子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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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精华?祈饬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

康熙御批:“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圣祖仁皇帝实录》)

戴名世的《南山集》的“罪状”,说来可笑,在书中有关南明政权史实部分材料,引用了桐城另一位也曾是翰林和侍读学士的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书中所记南明事,用南明年号,而戴名世转录到自己文集中时,不知道他是马虎了呢?还是相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未作更改。或者,在他这个另类文人内心深处,存有一点叫板之意。于是,偏偏被一心找碴的赵申乔抓住,这个想吃人血馒头的小人,以“所作书内,将本朝年号销除,将永历年号写入等类大逆不道之语”参奏上去。小人之狡狯,就在于他抓住康熙狭隘的种族禁忌心理,激怒之下,把戴名世送上断头台,而赵申乔因此案立了大功,擢为户部尚书。

这次《南山集》文字狱,牵连到已死多年的方孝标,牵连到作序的方苞、方正玉、汪灏等人,牵连到出版社,印刷厂,发行人,投资商,以及藏有此书者,知情不报者,和处置不力的地方官员。最为恐怖可怕者,牵连到戴、方两族大批宗亲姻眷,一概治罪,那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杀得整个桐城地区,血雨腥风,昏天黑地。

按当时康熙批准的屠杀范围:

“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查出送部,律斩立决。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其十五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照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据雍正元年的刑部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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