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帝刘彧即位后随之而起的刘子勋之乱,表面看是一场叔侄之争。也就是说,刘子业被杀后,刘宋群臣围绕着应由孝武帝一系的皇子即帝位,还是由文帝一系的皇子即帝位的问题,分为了两大对抗势力。拥护前者的势力认为,刘子业虽被废,刘骏的帝统仍然合法,应该拥立他的儿子;拥护后者的势力则认为,刘子业的荒淫无道,其根源出在同样荒淫的刘骏身上,所谓“孝武之行,足致余殃”(垣荣祖语),拥立刘彧,方能稳定局势。这种貌似帝统和道统的争执,实质上体现的是宋文帝死后刘宋上下道德观与价值观的沦丧,国人离心离德、各怀鬼胎,政权崩溃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前文说过,刘子勋手下的长史邓琬认准了他这个“三”皇子,以为必成大事,不甘心接受朝廷方面授给刘子勋的车骑将军的头衔。他借刘子勋的名义,传檄建康,指责刘彧窃夺帝位,与各方共同兴兵讨伐。
泰始二年(公元466年)正月,邓琬等人假称太皇太后(就是刘骏之母路太后)密诏,拥刘子勋在寻阳称帝,改元义嘉。
支持刘子勋的一方实力雄厚,声势浩大。安陆王刘子绥、寻阳王刘子房、临海王刘子顼这些弟弟自不必提,各方镇将如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纷纷起兵响应。接着,益州、湘州、广州、梁州等地也都归附了刘子勋,部队向寻阳集结。朝廷方面所能保持的地盘,只剩下建康周围的丹阳、淮南等数郡。
刘彧比他的哥哥刘骏要强些,至少表现得临危不乱。蔡兴宗向他进言:“如今普天同叛,人有异志。我们应该向反叛者留在京城的亲属宣扬‘罪不相及’的政策,抚恤人情,如此必能克敌制胜。”刘彧赞同,对于亲戚已经归附刘子勋的将士均不问罪,职务照旧。他下令内外戒严,任命司徒建安王刘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车骑将军、江州刺史王玄谟为副手,进军南州(今安徽当涂一带);又召兖州刺史殷孝祖入朝,进位抚军将军,都督前锋诸军事,以沈庆之的侄子沈攸之为寻阳太守,前锋军兵屯虎槛(今安徽芜湖西南)。
准备停当,刘彧开始发兵扫除外围势力,命巴陵王刘休若督统建威将军沈怀明、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等各军东讨归附刘子勋的会稽郡事孔觊。
东面的叛军并不好对付,刘休若的军队碰上了数十年不遇的大风雪,几乎丧失斗志。刘休若严令言退者斩,才稍稍安定住军心。
刘彧明白若不消灭东面会稽一带的后顾之忧,就难以放手与西南寻阳的刘子勋一搏。殿中御史吴喜本是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他追随沈庆之多年、颇立战功,这时主动请命,要求声援刘休若的东路军。刘彧大喜,任命他为建武将军,组成一支屡经军旅的精兵,并配备羽林军中的勇士,向东进发。
果然还是前朝的精兵好用。吴喜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迅速攻克了义兴(今江苏宜兴)、吴兴、钱塘、西陵(今浙江萧山西),直奔会稽而来。会稽城里一片大乱,上虞县令王晏乘机起兵攻打会稽,孔觊兵败被杀,寻阳王刘子房被执送建康。吴喜不到一个月就平定了会稽的叛乱,扭转了朝廷军的颓势。
刘子勋那边号称十几万大军,却不知道把握战机。邓琬身为起事的主力成员,实际上只是个惟恐天下不乱,想大发国难财的庸碌之徒。他掌握了军政大权后,就与他的儿子一起在寻阳做卖官鬻爵的勾当,日夜酒宴歌舞、玩乐不止,亲信也是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上梁不正则下梁歪,这还如何能指望军队能打好仗、打胜仗呢?
邓琬见东路的会稽军这么快就被朝廷扑灭,忙派遣巴东、建平太守孙冲之率领一万兵为前锋,据守赭圻(今安徽繁昌西北)。孙冲之建议以大军水路兼行,直取建康。于是刘子勋以孙冲之为左卫将军,录事参军陶亮为右卫将军,统领郢、荆、湘、梁、雍五州兵士两万人,一齐向下游开去。然而这陶亮是个无才无谋之人,他见刘休仁与殷孝祖、沈攸之的大军出动,就不敢往前,只把军队驻留在长江上的鹊洲(今安徽铜陵、繁昌之间)。
殷孝祖率军进逼赭圻,与陶亮的军队相遇。殷孝祖打仗很勇猛,每次上阵都身先士卒,不顾性命,而且还喜欢打出自己的旗号,结果在遭遇战中中流矢身亡,所属军队投降了叛军。朝廷军先败了一阵。
殷孝祖生前对手下将士不够信任,很多人都不愿跟着他拼命,这也是导致他阵亡的一个小原因;沈攸之正相反,懂得体恤军情,上下关系搞得很好。殷孝祖死后,他率众推举位秩高于他的宁朔将军江方兴为统领,恰到时宜地稳定住了军心,朝廷军因祸得福,士气不降反升。
江方兴率领诸将进击,与刘休仁的军队会战大破陶亮的军队,孙冲之在附近筑的两座城垒,也被攻拔。陶亮急召孙冲之退军鹊尾(今安徽庐江境内),留龙骧将军薛常宝守赭圻,自己则率领大军,及其他各营部众,共保浓湖(今安徽繁昌西)。刘子勋的军队全面转入守势。
邓琬并不轻易认输,他又调遣豫州刺史刘胡,率领步兵三万,铁骑两千,前去增援,总计十几万军队驻扎在鹊尾。
刘休仁的军队也有十万之众。他对将士相当不错,抚恤部下,吊死问伤,使得朝廷军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士气。沈攸之率领诸军进攻赭圻时,人人都浴血奋战,不仅大败刘胡派来的运粮军,还乘势攻破了赭圻城。
不过这时在鹊尾的叛军数量仍然相当之众。邓琬见两军对峙已久,毫无进展,又命尚书左仆射袁觊统领征讨诸军事,率领雍州(即襄阳)的军队,以楼船千艘、兵士两万,顺江东下,前往鹊尾增援。
袁觊在刘骏朝中做的是侍中,哪里懂得打仗。他到了军中,不穿军装,不提战事,也不给将士们做思想工作,谈的话题全是些诗赋文章等无关大旨的东西。刘胡等人向袁觊借取襄阳方面的军资,他又说:“我家里还有两座宅院没造好,正需要资金呢!”又是一个想发国难财的家伙,众将对他大失所望。袁觊听闻传言“建康米贵,斗至数百”,认为不需要用兵,朝廷军自会不战而溃,只待在原地消耗军粮。
朝廷军方面很快有了行动,刘休仁听从龙骧将军张兴世的建议,派他选七千战士、两百艘快艇,寻找机会占据叛军主力的上游地区。
张兴世的船队并不急进,他每天率众船溯流而上走一小段,眼看刘胡要出兵的时候,马上又退了回去,反反复复好多天。刘胡感到可笑,说:“我都不敢绕行直取京城,张兴世算什么东西,还想轻松地跑到我上游去么?”不再认真防备。
一天深夜,时值四更,江上刮起了东北风,张兴世突然下令扬起船帆,出船向上游冲去,迅速通过了鹊尾。刘胡发觉时,已经晚了一拍,立即派遣部将胡灵秀带着军队沿东岸追赶,监视张兴世的动向。
次日傍晚,张兴世行到景江浦停留扎营,胡灵秀也就地扎营观察虚实,同时等待刘胡的后继军队。不想这又是张兴世的障眼法,他乘着夜色,秘密派部将黄道标率领七十艘快艇直趋上游的钱溪(今安徽贵池东),布置营寨。
胡灵秀在东岸等了一天,正纳闷对方没动静呢,张兴世就拔营疾进,扑向扎营完毕的钱溪水寨。胡灵秀这才发现上了大当,再要阻拦可来不及了。
刘胡得知钱溪被占,便亲率大军围攻。张兴世以逸待劳,看准敌军转入港湾的时机,以数百精兵击败了刘胡的军队。而此时下游的沈攸之、吴喜等人也开始进攻浓湖的袁觊,为张兴世分忧。
刘胡派人沿岸向下游喊话,说:“钱溪已经被打下来啦!”沈攸之笑着对左右道:“不用怕,这是刘胡在使诈。如果钱溪真的丢了,我们的七千将士里至少会有人逃回来报信的;必是他们打了败仗,想扰乱我们的军心呢。”继而上游的捷报传来,军心振奋,袁觊等人则惊恐不已。
由于张兴世截断了上游的水路,邓琬的军粮再也无法抵达浓湖,叛军终于丧失斗志,出现了内讧。刘胡与袁觊先后弃营西逃,于途中被杀。袁觊留下的十万士兵全部向刘休仁投降。
寻阳城里的邓琬享受了几个月的荣华富贵,就这么到头了。他的吏部尚书张悦与左右一合计,把他骗到帐中,砍下人头,向朝廷请降。沈攸之的军队进入寻阳城,斩杀了年仅十一岁的晋安王刘子勋。其余拥戴刘子勋的亲王一律赐死。
刘骏的儿子还剩下十个,有些还只有几岁。为免除后患,刘彧接受了刘休仁的谏言,将他们赐死,相关的亲信同党全部斩首。不知道这算是第几起对内大屠杀了。
南方基本安定下来了,离建康较远的州郡原本都支持刘子勋,现在只好派使者向皇帝投降。驻守在淮北的薛安都、崔道固、沈文秀等人,由于要防御北魏的威胁,实力都不弱。对于他们的请降,刘彧合适的做法应该是,赦罪安抚。可刘彧以为自己的军队无往不克,执意要向淮北诸镇示威,他派遣张永和沈攸之率领重兵北上,迎降薛安都。
薛安都正在犹豫不绝,见朝廷派大队人马来他的徐州,只好一咬牙,向北魏献质子投降。北魏方面当然是热烈欢迎,派出镇东大将军尉元等以一万骑兵从东路救援彭城,又派镇西大将军拓跋石等从西路救援悬瓠。
彭城就这么被魏军占领了。张永、沈攸之的军队不但没能对彭城形成任何打击,反而遇到了尉元与薛安都骑兵的前后夹击,全军覆没,两名将领只身逃回南方。刚刚在内战中打了胜仗的宋军便在外战中遭受了沉痛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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