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宋大战结束后,魏、宋两国的边境线从黄河南移到了项城、湖陆、东阳(叔孙建撤军后,青州刺史竺夔鉴于东阳城已基本毁坏,将青州的治所移到了不其城(今山东即墨西南))一线。宋国在淮北一带的防守压力陡然加重,北魏也由于战略目的不够明确,没有能够尽收淮北之地。
更严重的后果是,拓跋嗣由于御驾亲征、路途劳顿,旧病复发,回到平城的西宫后不久就去世了。十六岁的太子拓跋焘即位,这就是北魏诸帝中武功赫赫的太武皇帝。拓跋焘一上来,就把长孙嵩、奚斤、长孙翰几名有功的前朝旧臣封为王,并大赦天下,废除禁锢,开仓放赈。刚刚经历战乱的河南一带流民闻讯,纷纷涌入北魏境内,冀州、并州等地一时成了大量穷困老百姓的“乐土”。(北魏借着新皇登基的新措施,可以看作南征战争的后续手段。战乱多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烟稀少,就是因为百姓缺乏生活来源,不断迁往相对富庶的江南地区。拓跋嗣的放赈虽有些嫌晚,在客观上仍然对缓解胡汉矛盾、促进民族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
北魏人“伐丧”,北面的柔然人也“伐丧”。安分了十年的牟汗纥升盖可汗大檀得知拓跋嗣去世,新皇登基,不禁大喜,便于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率六万骑兵杀入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大肆杀掠,并攻陷了北魏从前的宫殿盛乐宫。年轻气盛的拓跋焘大怒(“刚上台就敢打我的旧都,这不是欺负人么?”),亲自率领轻骑兵,三天两夜就从平城赶到了云中。大檀毫不示弱,派自己的侄子、大将於陟斤以骑兵将拓跋焘的军队围了一个水泄不通,里里外外竟有五十重之多。魏兵将士个个大惊失色,惟独拓跋焘颜色自若,不以为然,方才稳定住了军心。柔然军队人虽多,却没什么秩序,拓跋焘远远看见於陟斤忙着指挥,便暗暗吩咐身边的神箭手专射於陟斤。一箭射去,於陟斤落马身亡,柔然军没了主将,立时自乱阵脚。大檀心中害怕,带着手下的骑兵就往北遁逃。
第二年,拓跋焘又整顿兵马,亲率大军分五路东西并进,深入沙漠,讨伐柔然。柔然各部没见过如此浩大的攻势,一直往北逃窜。拓跋焘大获全胜,只可惜沙漠太广袤,无法一路追到底,擒住大檀。
对柔然的两次作战大胜使北魏暂时减缓了北面的危险,拓跋焘开始有时间考虑其他的强敌了。这时发生了两件在北魏看来十分喜人的好事:一件是南面的宋国内部出现了臣废君、君又诛臣的大事;另一件是西面的大夏暴君赫连勃勃病死,诸子为争夺嗣君之位发生了内战。
河南大战之后的宋国内部矛盾重重,刘义符毫无做皇帝的样子。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因为失地丧师,上表自贬官职,刘义符却只下一道诏书,一概不论罪。官位虽然得保,国家法纪却遭到了破坏,顾命大臣们开始秘密谋划废掉小皇帝。
前文说过,刘裕的儿子一共七个,如果废掉长子刘义符,按照长幼之序,合法继位的人选就是任南豫州刺史的次子刘义真了。刘义真自己有一个朋友圈,当时的名士谢灵运、颜延之,都是他的亲信。这些人很有才华,但都性情偏激,恃才放纵,不为朝中大臣看重。徐羡之等人一方面想要立个明君,一方面又不想失去朝廷重臣的特殊地位,自然不愿意让刘义真上台,任由他去发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徐羡之便利用刘义符与刘义真兄弟间原先就有的矛盾,收罗了一些刘义真在南豫州期间轻视、侮辱执政官的罪证,向朝廷上书奏明。刘义符果然一道圣旨,将刘义真废为庶人,迁到新安(今江苏睢宁)拘禁起来。
头一步走得顺利,几个文官顿时胆子大了不少,下一步就是要废帝了。这可不是小事,必须要联合朝中的武装力量,以保证万无一失。徐羡之将另两名在外地的重要人物——南兖州剌史檀道济和江州剌史王弘招入建康,把废立皇帝的打算告诉了他们。檀道济对于徐羡之私废皇子的行为本来并不赞同,但反对意见总得不到采纳,只好暂且与他们合作。
景平二年(公元424年)五月的这天,领军将军谢晦以府中房屋破损为借口,命家人悉数住到府外,而将一队整装已毕的军士引入府内安置。同时,谢晦又预先通知刘义符身边的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在宫中做内应。当晚,谢晦与檀道济同宿府中,谢晦辗转反侧,不得入眠,檀道济不愧为打过大仗、见过大场面的将军,临大变而酣睡如故,谢晦对此佩服不已。
游戏无度的皇帝刘义符在皇宫北面的华林园里搭了个酒肆,正亲自担当酒保卖酒呢。他与太监小厮们自卖自饮,喝多了以后又坐龙船夜游附近的天渊池,最后便睡在船上。次日天刚蒙蒙亮,檀道济便领兵在前,徐羡之等人紧随其后,冲进皇宫。两个内应邢安泰和潘盛预先把防卫的人都支开了,军士一路冲上龙船,杀掉皇帝身边的两个侍卫,砍伤睡眼朦胧的刘义符,连架带扶地把他押出皇宫东阁,收束了玺绶,送往原先的太子宫拘禁。
徐羡之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迎立名望不错的宜都王刘义隆。大臣们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一道旨,废刘义符为营阳王,迁往吴郡(今江苏苏州一带),并以刘义隆承继皇位。徐羡之深恐有变,刘义符前脚刚走,就马上派人前往吴郡和新安两地,将刘义符、刘义真这对难兄难弟分别杀害。(徐羡之等人,为了社稷的安危,废掉不称职的皇帝,这本身并不是不可以,但至少应该先掂掂自己的分量。他们既各怀私心,想做霍光那样有功的权臣,又想把希望寄托在新皇身上,矛盾的愿望恰好与刘裕在东晋末期收回皇权、恢复中央集权的现实相抵触,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容于当世的。所以祠部尚书蔡廓在他们弑君后说:“营阳不幸,卿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于世,将可得邪?”)
十八岁的刘义隆镇守于远在上游的荆州,傅亮便带领百官前往江陵迎驾。徐羡之又担心荆州要地,万一刘义隆登基用了其他人,就不好办了,便自作聪明地任命谢晦为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雍、益等七州的军事。三个人已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留个人在外面,万一有变,也好有条退路。
刘义隆在江陵听说了两个哥哥的死讯,手下的文武官员十分顾忌,不少人劝他不要去建康自投罗网。司马王华认为不然,他说:“徐羡之等人寒士出身,受先皇顾命,重任在肩,看不出想要造反的意思。之所以废了皇帝,并杀害二王,应该是害怕将来被清算,故而下手。他们对皇室效忠已久,也不可能忽然有异志。而且这三个人势均力敌,谁都不服谁,只是想要借机握权自固而已,必会仰待少主殿下。如今只管放心跟去,实在没什么可以顾虑的。”
王华识势也识人,一席话把三个大臣的心理分析得十分透彻,其中带有猜测的成分,但也很在理。刘义隆与他的两个哥哥不太一样,不爱玩而喜爱读书,还写得一手好字,颇明事理。听了王华的建议之后,刘义隆笑道:“爱卿是想做当年劝汉文帝进京即位的宋昌吧?”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也都劝刘义隆动身,刘义隆心中有底,说:“朝中诸公受先皇遗命,不会背弃,何况我手下的兵力也足以制人,有什么好怕的!”
刘义隆把王华留在荆州,又让到彦之镇守在襄阳以防不测,然后起程接见傅亮等众臣。孰料一场宫廷政变之后,南方歪打正着地出现了数十年来难得的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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