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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元嘉之治 十三 南北二帝的身后事(第1页)

偏安江南一个多世纪的东晋王朝终于灭亡了,回顾东晋的一百零五年历史,王氏、庾氏、桓氏、谢氏等士族轮流坐庄,维持着所谓“君弱臣强”的局面,司马氏的帝位反倒一直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中间的几番变故,包括桓玄废安帝,都没能持续太长时间)。刘裕出身寒门,其背景实力远不及前面几家,最后竟能脱颖而出,取代晋帝,这实际上并不是偶然的。

东晋前期和中期,士族势力相当强盛,皇权与士族、士族与士族之间都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力量平衡,这种平衡保证了政权的稳定,也使得小型的变故叛乱不可能造成大的影响。淝水之战以后,士族势力开始减弱,孙恩、卢循扰乱江南十多年,使得整个社会秩序开始大的动荡,社会各阶层重新洗牌。其结果是,士族势力不再能够制衡皇权。桓玄的灭亡后,士族彻底退出一线舞台,整个国家重新回归到皇权专制,于是刘裕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建康的帝诏控制各方诸侯,达到翦除异己的目的。同时,由于刘裕本人出身低微,他所选择的辅佐大臣,也大多是来自寒门,这就进一步地改造了政权的内部结构。南朝四朝的开国君主都出身寒族(齐、梁两朝的萧氏情况稍复杂,见《明主昏君》),可见士族已不再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了。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参读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中间有十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

或许是因为早年行军打仗落下一身伤病,或许是因为忽然过上安逸的宫廷生活有些不习惯,刘裕这位南朝第一帝只当了两年皇帝,就得重病驾崩了。他在这两年中,下了不少有利百姓的政令,比如下令减免赋税,裁减各地冗余的地方官员,改革苛刻的刑法,恢复学校与考试制度,一系列措施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东晋末年南方内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百姓急需一个宽松的环境休养生息,南方在后来的三十年间形成“元嘉之治”,刘裕开的好头功不可没。

当然,根本不鸟刘裕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五柳先生”陶渊明。士族虽然弱了,刘裕治下的官僚阶层仍然是相互倾轧、以权谋私。对官场和社会现实彻底失望的陶渊明在义熙二年(公元406年)愤然辞官,回乡躬耕,宁可老死户牖,不愿出山为官。在他眼里,刘裕也不过是惟利是图的小人物,不可能实现他“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南宋诗人陆游对他十分赞赏和佩服,曾为之题诗:

寄奴谈笑取秦燕,

愚智皆知晋鼎迁。

独为桃源人作传,

固应不仕义熙年。

这首诗短短二十八字,刘裕与陶渊明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处世之道跃然纸上,陆游自己一生不得志,在此写尽了千百年来读书人的气概。

一代帝王,任人评说。“帝王最难身后事”,刘裕的身后事,也不容易。刘裕早年戎马军营,无暇生养孩子,直到四十多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刘裕称帝时,一共只有七个儿子,最大的也不过十七岁,其中头四个已经被封王,分别是长子,即太子刘义符,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三子宜都王刘义隆,四子彭城王刘义康。

太子刘义符年纪轻,终日只知玩耍。刘裕身边的谢晦有些担心,就找了个机会向刘裕暗示:“陛下年岁已高,应该考虑一下万代帝业之事,此事至关重要,不可以任之非才。”

刘裕觉得有理,便反问道:“庐陵王刘义真怎么样?”

谢晦说:“让微臣去观察一下。”

刘裕心里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个次子,刘义真当年若不是只身逃回,刘裕说不准还真有可能为他再度北伐。刘义真虽然打了一个惨不忍睹的大败仗,但总觉得自己是块料,对皇位兴趣颇高。谢晦找他谈话,他是一个劲地说,生怕谢晦不了解他。谢晦呢,对这样夸夸其谈的人显然不喜欢,也不多答话,回来向刘裕禀报说:“庐陵王德轻于才,做不了皇帝。”刘裕闻言不快,把刘义真外放到南豫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在淮河以南的部分)去做刺史,仍旧以刘义符为太子。

在战场上坚挺无比的刘裕却无法逃脱自然规律,撒手人寰。临终前,刘裕指定徐羡之、傅亮、谢晦和檀道济四位为顾命大臣,托以朝廷大事。吩咐完毕,刘裕还不放心,又屏退众大臣,叮嘱刘义符说:“檀道济这个人有些才干谋略,但终究一介武夫,没有大的志向。徐羡之、傅亮两个都是理政的人,应该不会有别的想法。惟独谢晦,几次跟着我征伐,颇懂机谋,若说有异心的,那就是此人,你需要多多防备。”刘义符拼命点头。

刘裕的这番话,就跟先前在长安对沈田子说的那番话一样,不但多余,而且贻害无穷。既然害怕谢晦造反,最好的方式就是限制他的权力,至少不能委以大任。一面要让他做顾命大臣,一面又要让太子防着他,而这个太子,又偏巧不用心且没能力,怎么可能做到两全其美?刘裕这些错误的安排为日后的宫廷政变埋下了定时炸弹。

宋永初三年(公元422年),皇太子刘义符即皇位。消息传到北方,各国君主都松了一口气:刘裕这头猛虎终于死了。

刘裕称帝时,西秦乞伏炽磐、西凉李歆纷纷遣使祝贺,承认宋国宗主国的地位,甚至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和百济两国的国王,都慑服于刘宋的威名,前来朝贡受封。强大的北魏也派使臣与宋通好;大夏赫连勃勃尽管没有向宋求和,但也不敢出潼关半步,乖乖地呆在关中做土皇帝。

现在没有了刘裕,北方各国自然会对南面的土地有些想法了。北魏皇帝拓跋嗣虽然才只三十出头,身体却不怎么行。与他父亲一样,拓跋嗣喜欢服用“寒食散”,导致病发频繁,精神不稳定,碰巧这时幽州等地出现了日食的异像。古代人对日食这样不太常出现的天象还是十分恐惧的,总觉得有什么灾祸会发生,拓跋嗣就问崔浩:“如今天有灾异,朕又身体不佳,万一有个好歹,我几个儿子都还年少,这可如何是好。爱卿给朕想想办法。”

崔浩答道:“陛下年富力强,只要修德重行,身体自然会安康的,那些所谓的灾异,未必都会应验,希望陛下不要相信迷信的说法,过分劳神。如若万不得已,请听微臣斗胆一言:我们魏国建国以来,一直不重视立储问题,以至于有拓跋绍之乱。现在陛下应该早立太子,在公卿中选择忠诚贤能之人做师傅,挑可以信赖的官员在他身边帮助他,早日培养他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如此一来陛下就可以优游无为,颐养天年。百年之后,国有明主,民有所望,奸佞之徒就无可乘之机了,这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祸福的大事啊。如今皇长子拓跋焘,年龄十四、五岁了,不但聪明,而且为人温和,立为太子,乃是天下之幸。”

拓跋嗣又向南平公长孙嵩请教,长孙嵩也认为拓跋焘既长又贤,是储君的最佳人选。拓跋嗣很高兴,就立拓跋焘为太子,命长孙嵩、奚斤、安同三人为左辅,命崔浩、穆观、丘堆三人为右弼,这几个人各有优势,共同辅佐教导太子。(拓跋嗣打仗虽然一般,但培养储君的招数就比刘裕高明得多,自己在位时就用一批忠臣重点培养,以达成君臣之间的默契和彼此信任,使得身后的政权交接比刘宋要顺利许多。如此看来,拥有一堆才高智足的大臣,还不如只有一个深谙事理的良辅。在这一点上,崔浩对于北魏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拓跋嗣处理完立储大事,就可以放手一搏了。北魏泰常七年(公元422年),也就是刘裕去世当年的秋天,拓跋嗣与大臣们开始策划攻伐宋国在黄河下游所占据的洛阳、虎牢、滑台等重镇,意图一雪却月阵大败的耻辱,进而饮马江、淮。这一次崔浩持反对意见,他说:“宋魏两国,这几年一直相互通使进贡。如今刘裕不幸去世,我们若乘丧讨伐,就算打赢了名声也不好。以微臣的意思,不如派使臣去吊唁,让荆、扬一带知道我们魏国的恩泽,难道不是美事一桩么?何况刘裕新死,内部还没有什么矛盾,兵临其境,宋国必然万众一心抵抗我们。不如等一段时间,让他们君臣争权,到那时再大举讨伐,必能兵不疲劳,尽收淮北之地。”

拓跋嗣执意要伐宋,觉得崔浩自己是汉人故意为汉人的政权说话(实际上是否如此也很明显,这个我们留待后面再说),又诘问道:“刘裕乘姚兴去世而灭了后秦,朕为何就不能乘着刘裕去世讨伐他们么?”

崔浩也不屈不挠,说:“姚兴死时,诸子相争,所以刘裕才讨伐他们,现在江南没有出类似的问题,两者没有可比性啊!”

拓跋嗣依旧不听,命司空奚斤都督军事,与将军周几、公孙表一起为前锋,率部大举南侵,这才引出了宋、魏两国之间的第一场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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