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回头我必须要说说他三哥的故事――一个太戏剧的家庭,一个世纪中国的悲欢缩影。
他的三哥的名字,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是否解密,于是只好姑隐其名。他的三哥早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就离奇的叛逆了他们的家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至于以后他怎样利用他大哥和子侄的社会关系,从事着无间道的使命,这,肯定不是晚辈的我们所清楚的惊险故事。
1949年国军败退即将撤往台湾之际,三哥的公开身份是国军的一个上校,他唯一的单线上级命令他随军前往台湾,作为共军的特工计划长期潜伏,配合攻打台湾。
尽管一个特殊组织有他极为严格的纪律,但是任何个人都会在剧变的历史面前考虑自身前途和命运。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三哥在临上船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样考虑的了,也许是担心一去难返,也许是害怕身份暴露,也许是想享受打下江山的胜绩,总之,他在那一刻,竟然自作主张的选择了退却。但是他在战乱中无法联系上他的上级,只好自顾自的脱下军服,私自开溜跑回了利川。他也许只想等待天下底定后,再出来找到组织,作为功臣效命新政。
但是,历史真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他很快被解放利川的共军当作国军的逃亡军官抓获,相传要判处死刑。这个高材生在临刑之际,袒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并要求政府去寻找他的上级某某证实。好在那时此类现象很多,利川政府还是慎重的通过中央找到了那位仍然领导隐秘战线的上级,那个上级一听三哥违令没去台湾,不禁大怒,总算还念旧日私情,通知地方刀下留人,但要作为自动退党人员处理。
可怜这个老地下党员,精通几国语言的高级特工,就被安置在利川县城的红星餐馆,开始了他烧锅炉的生涯。1977年恢复高考时,利川外语教师缺乏,民间才想起这个燕京大学的高材生,纷纷把他请来帮忙辅导孩子,而我也曾是他短暂的私淑弟子。
他到底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知道各种****的消息,他立马开始了他的秘密上诉。所幸他的老上级还劫后余生,在经历了各种极左运动折磨之后,也开始理解了他当年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侄儿――原重庆号的舰长牟秉钊――那时正好当上了台湾海军的总司令。大陆的统战工作开始恢复,国家终于想起了这个奇人,立刻来人把他安排到了香港。
他有两个儿子,应他之求,国家同意带走一个,于是他的长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但是台胞和港侨的身份,已经足以改变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经济生活了。
幺叔三哥的传奇,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十
80年代中期,我在县委宣传部奉命下乡,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汪营。
我在变迁的坊肆之间,寻找我童年的老屋,我看见我家那临街的木壁被拆开成了一个柜台,里面赫然坐着我久违了的幺叔。
幺叔并未重操旧业,而是零售着乡村社会必须的针头线脑肥皂火纸,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铺。幺叔拉我进去喝茶,他说终于落实政策,将这栋祖宅发还给了他。我在那些烟熏火燎的墙壁上,还能依稀发现我童年的手迹和贴糊的报纸。
那时,幺娘已经谢世;艺华哥举家去了宜昌,亚华姐在平原,只有幺叔像个孤老,还在这个他经历喜怒悲欢和爱恨情仇的小镇,平静的生活着。
他依旧家无长物,衣饰朴素而整洁。他拿出许多家族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三哥转来的。其中有侄儿牟秉钊以及他的孩子们,在加拿大和台湾的豪华别墅前的许多合影。我看着那些依旧荣华富贵器宇轩昂的人们,再转顾落寞清贫的幺叔,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是同一个家族的传人。
牟司令给他的信,仍然恭敬的称呼幺爸。两岸的隔离和沧桑,对幺叔而言,又岂止是恍同隔世。幺叔平淡的说,他现在衣食无忧,也无须他们的资助,只是喜欢看看那些侄孙的照片,看看牟家熬过一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衰落,内心就非常幸福了。他还指着那老屋说,都快朽了,梁柱都被蛀空了,他就要把他卖了,去和宜昌的艺华哥一起生活。
我突然看见他卧室的床头,还挂着那把我熟悉的二胡。我充满怀旧的取下在手中摩娑,但是琴弦已断,蛇皮已破,满身覆遍了时间的灰尘,再也无法发出呜咽的声音了。
薄暮时分,幺叔送我于古镇小街,默默无言的静观着这正一点一点消逝的古老街景。相去四十年的生命,相同背景下成长的少年,各怀一份感伤,揖别着那些隐痛的往事。而这,竟是我和他――一个似同血缘的幺叔――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祖居地,死在了异乡。而汪营的牟家,再也没有高升堂的这一支人了。一个家族的荣耀与悲辛,必将风化在历史隐蔽的书缝中。
坟灯——关于外婆的回忆点滴
一
我似乎活到1983年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做死亡。那年我21岁。
在那个秋天,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外婆――也是一生给我影响巨深,爱最多的亲人,终于走完了她68年的艰难岁月,忽然离我而去了。在那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几乎仍然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那是在鄂西边城利川,外婆按照土家族的丧礼备极哀荣,在孝歌唢呐的颂唱里被埋进了一中背后的关山。风水师将她的坟头调向东北,在迢递山河之外是江汉平原,那里有她的故乡――她再也无法活着回去了。
那时土家的丧俗还保留着古老的礼仪,在入土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每到黄昏,亲人要到坟前送灯――意在为逝者照亮那漫长的冥路。那是怎样一条黑暗的甬道,其尽头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我至今仍无从知道。父母是所谓干部,刚获“解放”未久,还不敢遵守这种隐含迷信的礼制。我担心外婆的孤独行程,遂在每个薄暮点亮灯盏,黯然行进于那墓碑林立的山道上,去为外婆送上一盏坟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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