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君笑道:“其实,在离开杜莉萍家里之后,我基本上已经明白杜莉萍是怎么死的了。”
“怎么死的?”
“低血糖。”
“那你还查什么?”东方笑道。答案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果然,杨君道:“虽然是低血糖,但却的确是被人害死的。”
“说说看。”东方说。
杨君对杜莉萍死亡原因的调查,是依照杜莉萍死亡路线的逆序进行的。最初,在东江广场,盘旋在他心里的疑问就是:杜莉萍为什么要从楼梯的右边走?这几乎就算得上导致她死亡的最直接的原因了,假如她走的是那条楼梯的左手边,即便那条楼梯再怎么抖、她的低血糖发作得再厉害,也未必一定会死。表面上看,这一点似乎是不可控制的,一直到看到那些光碟,他才想明白这个问题。
那些光碟上无非显示的是杜莉萍的生活细节,的确是巨细糜遗,连上厕所都被拍了出来——这行为相当下作,看到杜莉萍一家三口上厕所和洗澡的镜头,杨君在心里直骂关张是个缺德鬼,下辈子肯定没屁眼。骂归骂,他还是目光炯炯,一个镜头也没放过。
看了这么多光碟,杜莉萍的一个习惯,让杨君心中的第一个疑问得到了解答:碟片中记录了杜莉萍好几天生活的内容,在这些天里,杜莉萍买菜购物和上班的镜头很常见,而无论她是干什么,只要是手提重物,一律是提在右手。起初他没注意到这个细节,后来,杜莉萍上了一次超市,一次性买了几大袋东西。要是平常人,一次提这么多东西,怎么说也会分两只手来提,而杜莉萍仍旧只用右手,三四个巨大的塑胶口袋全提在右手上,她的身体严重朝右边倾斜着。
同样是在碟片上,杜莉萍和乔江的对话,让杨君明白了杜莉萍为何如此依赖她的右手,原来她的左手在几年前曾经摔断过,后来虽然好了,但一直不得力,稍微用点力气就疼。
明白了这点,再回过头来看东江广场的第一个问题,答案就很清楚了:
杜莉萍为什么非要走楼梯的左手边?——因为她只能用右手提重物,这意味着她只能用左手扶楼梯——假如杜莉萍不走那条楼梯,就算她习惯用右手提重物,也不会摔死——为什么非要走那条危险的楼梯?——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尽快地穿过广场到达公交车站;她之所以需要这么快到达公交车站,是因为她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一点钟了,下午还要上班,她必须在上班时间之前赶回去。导致她时间如此紧迫的是邱思民,他用一些并不重要的帐务问题缠住了杜莉萍,使得她无法按时下班,进而缩短了午休的时间——杜莉萍如果不在那个时候到东江广场来,就没必要为了赶时间而走那条危险的楼梯——为什么非要到东江广场来买衣服?——因为她女儿需要那套atito的时装,而这种时装在全市的专卖店都被邱思民买光了,只剩下东江广场还有存货,而杜莉萍对女儿的要求向来是尽量满足的——假如她女儿不是那么迫切地需要那套衣服,她就没必要去东江广场——为什么她女儿么非要买那套衣服?——因为蒋小晴买了一套那样的衣服,并且和她女儿打赌说她绝对买不起那种衣服,而她女儿茵茵是个很喜欢和同学比穿着的女孩,尤其喜欢和蒋小晴比,所以绝对不能输给蒋小晴——假如蒋小晴没有买那样一套衣服,或者蒋小晴没有主动向茵茵挑衅,茵茵也不会非要买那套衣服不可——为什么蒋小晴会有那样一套昂贵的衣服?——因为蒋小晴母亲的新情人,也就是邱思民,特意送给了她一套这样的衣服。
至此,事件的源头翻出来了,一切都始于邱思民把衣服送给蒋小晴的那一刻。
表面上看,谁也没有控制杜莉萍的行为,之后的一切举动都是她自己的选择,然而,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曾经像杨君那样连续观察杜莉萍一家的行为,就能发现他们的生活规律和习惯,以及每个人的性格,这些貌似简单的习惯和特征,恰恰构成了每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特质。这种特质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任何人都是如此,杜莉萍也不例外。她的行为不会超出她的习惯,即便偶尔有违背惯常规律的时候,但左右她行为的,仍旧是她自身的性格。每个人的习惯左右着每个人的行为,我们以为,在许多时候是人们自己在选择方向,而实际上,选择方向的是躲藏在我们身体里的性格,譬如:面对两盘大众都喜欢的食物,一盘有辣椒,一盘没放辣椒,喜欢吃辣椒的人一定选择第一盘,而不喜欢吃辣椒的人一定选择第二盘。这种选择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有人想要毒死那个喜欢吃辣椒的人,他只要在有辣椒的食物内下毒就行了,即便被害者有选择的权力,在他自身固有性格的指引下,他必然会吃下有毒的食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就像是一组编好的程序,只要有足够的耐心观察和分析,一切人物的行为都是可预计的。
“你想说什么?”东方听到这里,已经觉得全身毛发悚然。杨君的这个关于程序的理论,从根本上绝对了一件事:人生来就没有自由,生来就受自己的性格控制,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那么,受自己的性格控制,这究竟算不算受自己控制呢?这种思考让东方头脑一片混乱。
杨君在想到前述关于程序的问题时,头脑里也产生了同样的混乱。但他很快抛开了这种思考,回到现实中来。经过那一番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从邱思民将衣服送给蒋小晴的那一刻开始,她的死亡结局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因为蒋小晴得到一件如此昂贵的衣服之后,依照她的性格,必然会向平时的死对头乔茵茵炫耀;而依照乔茵茵的性格,也必然会要求母亲给自己买一套同样的衣服;依照杜莉萍的个性和习惯,茵茵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对手又是自己一贯讨厌的女人的女儿,这件衣服也就必然会买——事情进行到此,各人的个性严格遵照“程序”进行,不需要任何外力的介入,就能依照某人事先的设计进行。至此之后,也就是蒋小晴向乔茵茵挑衅的第二天,同样也是杜莉萍死的那一天,“程序”继续运行着。
“程序”运行的第一步,也是杜莉萍死亡关键的一步,是她每日都要服用的那种对抗低血糖的药物。必须保证在事情发生的那天早晨,杜莉萍没有服用这种药物,否则,即便之后的一切都依照“程序”执行,缺少了低血糖这个要素,杜莉萍也许就能稳稳当当地走下楼梯,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谁能让杜莉萍在那个早晨不服用这种药物呢?
服用药物已经成为杜莉萍的习惯,如果说在此之前,支持“程序”运行的,是每个人固有的性格和习惯的话,在药物这一环节,要让“程序”依照既定的思路走下去,要做的却恰恰相反,不是要维持习惯,而是要打破服药的习惯。这种习惯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打破?在乔江说完事情的起因之后,杨君就想到了这个问题,随后也很快得到了答案——杜莉萍那天早晨没有服用药物,是因为放药的瓶子空了。照杜莉萍自己的说法,前一天晚上最后一次吃药时,药瓶里还剩下半瓶药,第二天早晨却莫名其妙地空了。
谁能将药瓶倒空?
必然是在杜莉萍前天晚上服药之后,到第二天早晨吃药之前,这段时间里和她有接触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一点杨君也作过调查,在这段时间里,和杜莉萍有过接触、并且有机会将药物倒空的,除了乔江父女之外,就只剩下邱思民。那段时间他一直命令杜莉萍加班,并且自己全程陪伴,完全有足够的机会做到这件事。
从已经知道的情况可以看出,在“程序”运行过程中,邱思民是一个出现得最多的干扰因素,许多时候,如果不是他的作用,事情完全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因为有了他的努力,杜莉萍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引导着她朝既定目标前进。
杜莉萍在那天早晨,发现药瓶空了之后,没有服药就直接出门了。仅仅这一点,并不能保证她必然会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她完全可以在公司附近买药之后再服用。
另一点促进低血糖症状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杜莉萍平时经常在家门口车站周围的小贩手里买早点吃,这样,到达公司时,就不用再次下楼。但是,在那一天早晨,所有的小贩好像约好了似的,全部休业一天。
于是杜莉萍没能吃成早餐,至少是在去公司之前没能吃成早餐。
如果她在这里吃过早餐再去上班,即使没有吃午餐,即使没有吃药,也未必就一定会发生低血糖的症状——她是中午赶去东江广场的,那时候离午餐时间并不远,人体的调节能力也许能让她扛过那个时候。
杜莉萍是否能在家门口吃上早餐,当然不会是因为小贩们“偶然”的行为——严格的“程序”是不能依靠偶然的。杨君相信,小贩们的集体休业,必然也是某人在背后的努力结果。经过调查,不出所料,被后那人正是邱思民。他只需要付出对他来说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就足以让那些小贩们欢天喜地地休息一天了。那笔钱究竟有多少,谁也不肯说出来,但从卖烧饼的小贩可以回家养老这点来看,虽然钱不会太多,但也绝对不会太少。这又是一个利用人的性格的典型,或者说是利用人的贫穷。这些小贩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一天的休息竟然会和另一个人的生死挂钩,既然有人愿意出钱,休息休息又何乐而不为?
所以杜莉萍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地没有在车站吃到早餐。
之后一系列的事情都已经注定了,杜莉萍进入公司之后,立即便被邱思民叫进自己的办公室,要求核对几笔账务,早餐和药都没有时间去买。这一核对很快就到了中午,正常人都会觉得肚子饿,更不要说杜莉萍这么一个低血糖患者了。但邱思民仍旧拖延着时间,直到公司午饭时间过去了,才放杜莉萍出来。此时,杜莉萍的毛病大概已有了些表现,据公司里的人回忆,她当时脸色非常难看,浑身直冒虚汗。如果是一般人,也许会向老总提出自己身体不舒服,需要进餐。然而,杜莉萍家里条件不好,思民公司提供的薪水待遇,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杜莉萍很珍惜这份工作,也很需要这份工作,加上她本人性格的原因和邱思民一贯的蛮横表现,对于身体的不适,她采取了常用的隐忍方式。
杜莉萍的隐忍和隐忍的结果,早在邱思民算计之中,从他找关张调查杜莉萍的那一刻开始,杜莉萍的死亡程序就开始运转了。通过录像,邱思民掌握了她和她家人的习惯和性格,并且利用这些习惯和性格,略微施加点外力,就能让一切照他预订的进行。杜莉萍就像一个被人偷窥了头脑中程序的机器人,依照错误的指示一步步走向死亡。东江广场是杜莉萍死亡的终点,但却是犯罪的起点,至少是直接导致杜莉萍死亡的一系列精心布局的起点。这一系列的精心设计,都有一个前提:东江广场那条楼梯的栏杆必须是损坏的,否则杜莉萍也未必一定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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