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塔还没有关门。我买了票,特别补买了参观餐厅的票,然后沿着环绕着塔楼的绿草地走去。最后五十米路是在破损的遮阳篷下面走的。很想知道,为什么建造遮阳篷?从古代的建筑物上会抛下水泥的碎块吗?
遮阳篷的尽头是通向检查站的岗亭。我出示了证件,我通过了马蹄铁型的金属探测器——碰巧它坏了。这一切都是徒具形式,这就是针对战略目标设置的所谓安全系统。
现在我产生了怀疑。不管怎么说,来这儿的念头是奇怪的。我没有觉察到黑暗力量正在附近集中。要是他们已经在这里,那就是隐藏得很好——就是说我必须与二三级魔法师发生冲突。这完全是自杀行为。
指挥部。守日人巡查队的作战指挥部是为了配合追捕的工作而设立的,没有经验的黑暗魔法师本来应该向哪里汇报已发现猎物的消息呢?
但是闯入聚集了不少于十个黑暗使者,包括有经验的作战队员的指挥部,自己把脑袋伸进套索里——也很愚蠢,这不是英雄气概,即使还有些幸免于难的机会。而我非常希望还有机会。
从下面,从支柱的水泥花瓣底下往上看,电视塔给人的印象要比从远处看深刻得多。要知道,确实有大部分莫斯科人终其一生从未登上过它的瞭望台,而只是把塔楼当作空中必须有的一个影像,一个有实用性的象征性的影像,而无论如何不是一个休闲之处。在这里,就像在一个结构奇巧的建筑物的风洞里似的,有风在呼啸,耳边还有一种勉强听得到的拖长的声音——塔楼自己的声音。
我站了一会儿,一边往上看,看栅栏和门窗洞,看布满砂眼的水泥,看极其优美的、柔软的侧影。它也真的是柔软的:串在一根根绷紧的钢缆上的一个个水泥圈。力量就在柔软之中。只在其中。
然后我走进了玻璃门。
奇怪,我以为想从三百三十七米的高处看莫斯科夜景的人会很多。看来并非如此,乘电梯的竟然只有我一个人,准确地说——我和开电梯的小姐。
“我以为,会有很多人,”我友好地笑笑说,“你们这儿晚上总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一般很热闹。”电梯小姐平静地回答,但是我还是感觉得到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困惑不解的语气。她按了一下电钮——两扇电梯门合拢了。瞬间耳朵像是被堵住了,人在往地上沉——电梯往上冲去——很快,但是非常稳当。“约两点钟,人流就退去了。”
两点钟。
接近我从餐厅跑出来的时间。
如果这时在塔楼里设立了作战指挥部……那么许多准备在风和日丽的春天登上高耸入云的餐厅的人们突然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即使人们看不见塔楼,他们也会感觉得到的。
他们,即使与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关系,也会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不要接近黑暗力量。
当然,我目前的形象是黑暗魔法师。问题就在于,这种伪装够吗?警卫人员会把我的外貌同记在脑海里的记录相比较,即使一切都会十分吻合,他也还是会感觉到一股不寻常的力量吧。
然后他会进一步追问吗?他会从侧面检查吗?会查明我是黑暗魔法师还是光明魔法师,以及我处在哪一级吗?
两种可能性各占百分之五十。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必需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无论在何时何地,警卫人员都轻视类似的工作。除非他们难以忍受寂寞或者他们刚刚开始工作,还有满腔热情。
归根结底,一半的机会与在城市大街上躲避守日人巡逻队的机会相比是很多很多的。
电梯停了。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好好想清楚。电梯上升只用了二十秒左右的时间。要是在普通多层楼房里,电梯也是这么快就好了。
“到了,”电梯小姐几乎快活地说。好像今天我不是最后一个参观奥斯坦基诺电视塔的人。
我来到了瞭望台。
平常这里人很多。很快就可以把刚上来的人和已经呆了相当长时间的人区别开来:根据在靠近环形窗户时那种又犹豫又谨慎的动作,根据他们在圆形落地玻璃窗旁边徘徊的表情——他们正用脚尖胆怯地试着窗户的牢度。
现在我估计参观者的总数有二十人。没有一个孩子,可是我不知为什么想象到了孩子们在通往塔楼的要冲突然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情形,想象到了被激怒的惊惶失措的家长们。孩子们对黑暗力量比较敏感。
而那些在瞭望台的人好像心神不宁,抑郁寡欢。他们对坐落在塔楼下面的莫斯科——被灯火点缀着的、明亮的、早已司空见惯的华丽的莫斯科一点也不感兴趣。即使这是瘟疫时期的一场酒宴,但这毕竟还是一场漂亮的酒宴。这没有使任何人感到高兴。周围笼罩着黑暗的气息,即使我察觉不出,也能感觉得到,它仿佛是没有气味、没有颜色的煤气似的,使人感到压抑。
我望着自己的脚下,发现了影子,便迈了进去。一个警卫站在旁边,两步远的地方,即站在安装在地上的玻璃上。他瞪眼盯着我看——友好的,但有点奇怪。他呆在黄昏界中不是太有信心,而且我明白,派出来保卫作战指挥部的远不是最好的力量。他年轻、强壮,穿着朴素又雅致的灰色上装和白衬衫,系着一条不鲜艳的领带——像是银行工作人员,而不是黑暗力量的职员。
“你好,安东。”魔法师说。
刹那间我喘不上气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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