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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正是这种区别于注重现实的古典儒者的探索精神,让理学诞生到人间。理学虽然诞生于南宋,可在南宋时命运多舛。朱熹晚年,发生了“庆元党禁”,一大批理学家和信奉理学的朝野著名人士被列入伪党名录。理学受到重创,直到南宋灭亡,都未恢复元气。不过元朝初期,蒙古人对思想的宽松政策使理学重获青春。理学就在它倒下的地方(中国南方,当年的南宋地区)站起来,开始发光发热。1314年,元朝皇帝把朱熹特别推崇的“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并且指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它的参考书。直到此时,理学在全中国被普及,渐渐有了压倒其他思想的权威。

然而,自理学诞生的那一刻到它拥有唯我独尊的地位时,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始终像个恶灵一样跟随着它。

首先,理学在“存天理去人欲”的执行上过于严苛。这一点,程颐登峰造极。程颐认为,人生应该严肃,并且要绝对严肃。他曾给小皇帝赵煦(宋哲宗)上课,当时是春天,树枝发出清新的芽,让人怜爱。赵煦趁程颐不注意,折了一根树枝。程颐发现,脸色大变,说:“春天正是万物复苏之时,您怎么忍心折杀它们,这真是没有天理。”这种忽视甚至是扼杀情感的理学,实在让人无法喜欢上它。

其次,理学萌芽于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倡导理学的那些人因为没有政务在身,所以不对政治负责,于是提出了高调的个人道德主义。他们希望每个政治家都应该具备他们所说的个人道德素质,程颐认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是完美的道德家,必须要有古典儒家所要求的一切美德:仁义礼智信,甚至包括个人卫生。司马光就曾攻击王安石,认为王安石一年才洗一次澡,连胡子里都是虱子,这样一个连“修身”都做不到的人,怎么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问题是,个人的道德和能力扯不上半点关系,可理学家非要认定,个人道德是能力的基石,没有个人道德,能力就大打折扣。王安石对那群高弹高调个人道德主义的理学家反击说,你们说的那些都是“壁上行”,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的确没有实现的可能。程颐还算是合格的,他的一生极端严肃,几乎没有笑过。但别的理学家就没有这种能力了。久而久之,理学家们大谈特谈的“存天理去人欲”渐渐变成说给别人听的口号。正是因为说给别人听,所以调越高越好,这让人在那些严苛的道德规定下无所适从的同时,也注定了理学师傅们不能知行合一。早在朱熹时代的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人指责理学家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说一套却做一套,理学宗师们规定的那些道德要求,都是让别人用的,理学信奉者只是讲师,不是实践者。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理学迈进明朝时,在明朝各位皇帝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了国家意识形态。这个变异过程漫长但却相当顺利。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不久,就在那位充满神话色彩的刘伯温的建议下,全盘接受了元王朝的科举制。朱元璋在思想控制上比蒙古人狠一百倍,他把理学之外的所有学说统统列入异端,甚至是孟子的“吊民伐罪”思想都被他砍了。如此一来,理学一方面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使得凡是想通过读书改变人生的人必须接受,由此普及全国;另一方面,理学由此成了明帝国的唯一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如你所知,一种思想被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由此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下面的刻板印象:一切都臻于完美,你只要在它那一套架构中调节自己的生活,补充自己的知识,完善自己的心灵,就一切圆满。本身,理学就有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严密完整的体系中,一切问题都有答案,你不必再去寻找答案。实际上,在一个严密的体系里,你也找不到不同的答案。最有天赋的思想家就是最大胆的怀疑者。但你一旦怀疑,你就成了异端、叛逆。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时期,一个灵性十足的思想者朱季友对朱棣说,朱熹理学有很多缺陷,即使不抵制,也不能把它普及。朱棣咆哮道:“你真是儒家的逆贼!”这位异端受到了严厉的廷杖惩罚,屁股被打烂,割下腐肉几斤,由于走路的姿势很怪,好多年他外出都要人背着行走。显然,理学在明代,已经严重制约了人们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才华出众的思想家们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实践理学。

明代最著名的理学实践家主要有以下两人。一个是山西理学泰斗薛瑄,他对自己曾说过下面这段话而沾沾自喜:自有朱熹后,人间大道已明,不需任何多余的著述,躬行就可以了;另一位则是江西人吴与弼,他是圣人的奴隶,不仅仅恭维朱熹,而且恭维一切圣人。他经常梦到自己匍匐在周文王、孔子、朱熹的脚下聆听教诲。比如在他六十七岁那年的五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昨天晚上,我梦见孔子的孙子子思来访我。他说他是按孔子的命令来的,我感动得要死,也就在梦中醒来了。”吴与弼特别注重行,所以在他门下学习的人肯定是个出色的劳动力。但他的弟子中也有叛逆者,此人就是陈白沙。陈白沙慕名而来,几天过后就发现吴与弼没什么突破性思想,于是赖在床上,不去劳动。吴与弼就用棍子击打他,愤怒地说:“如此懒惰,怎么能做程颐、朱熹的门徒!”

陈白沙细皮嫩肉,当然经受不起棍棒的考验,于是号叫着离开了吴与弼。当他肉体的疼痛还未消失时,他的精神更剧烈地疼痛起来。这种疼痛就是:朱熹的理学好像是错误的,他叫人到外面去“格物”而获得“天理”,纵然把外面的理格了,又怎么能和我的心意一样?朱熹注解的“四书”是天理,我去格它,结果我的心发现,他的注解有问题,可大家都说,他的话都是天理啊。这可如何是好?

陈白沙无论如何都解不开这个心结,他从朱熹理学的殿堂里窜了出来,去探索陆九渊心学。

要了解陆九渊心学,就必须和朱熹理学相参照。朱熹理学的修养方法是以读经书和持敬为主。所谓持敬,就是统一自己的精神,抑制人欲,经常自觉天理。它的实践方法就是静坐。如果说,“读经书”是知性修养法,那么,“持敬”就是实践修养法。朱熹认为,这两者必须要互相帮助、互相依存,才能达到幡然领悟天下事物之理的境界。陆九渊心学在修养上特别重视静坐,主张直观性的感悟真理。朱熹则重视读经书,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区别,就是在修养上,至于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得到天理,锻炼内心。

陈白沙转投陆九渊心学,奠定了他明代第一位心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地位。不过,他是从朱熹理学逃到陆九渊心学这里的,所以他仍然没有解决朱熹理学的“格物”问题。事实就是这样:理学当时已经是一个完美、严密的体系,在它内部,很难产生独创型的学者。

而当时是清一色的理学天下,想要在思想上被人瞩目,必须要从朱熹理学开始。王阳明当然也不会例外。

那么,他是如何突破朱熹理学,一举创建王阳明心学的呢?

让我们从头开始说起。

第一章 为什么悟道的是王阳明

何谓第一等事

对于大明帝国第八任皇帝朱见深(明宪宗)来说,1472年绝对不是个好年头。鞑靼(明朝时由也速迭儿开始,最终由达延汗统一的东部蒙古)从年初到年末持续不断地攻击帝国北疆;大运河因为干旱而枯竭,南方运往北京的粮食只能走遥远而艰险的海路;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政府军接二连三地惨败;苏州发生洪灾,两万余人被冲进大海成了鱼虾的美食。朱见深和他的政府焦头烂额。

但对于浙江余姚王华家来说,1472年是个非常好的年头。因为就在本年九月三十,王华的老婆生下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就是多年以后的王阳明。

王阳明早慧,四岁之前,他就把爷爷王天叙经常朗诵的书籍内容全部烂熟在胸。和大多数孩子一样,他生性活泼、顽皮好动,有一种惹人发火的好奇心。当他四岁开口说话后,总是把王天叙追问得走投无路。同时,他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刻苦钻研的心。七八岁时,他迷上了中国象棋,很快就把自己沉浸到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去了。

那个时候,他不是在和别人玩象棋,就是在去和别人玩象棋的路上。吃饭时,他身边摆着棋谱,睡觉时,他枕边摆着棋谱,即使洗澡时,他的木桶旁边也摆着棋谱。最疯狂时,他废寝忘食,几乎忘了自己还有很多儒家经典要读。

他的父亲王华实在看不下去了,训斥他:“你整天鼓捣这种‘小技’,是违背圣人的教诲。”

王阳明一本正经地说:“我正是在遵循圣人的教诲啊。”

王华冷笑:“你老子我是秀才,圣人说过的每句话我都背得滚瓜烂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圣人让人鼓捣象棋的话?”

王阳明摇头晃脑地说:“您说象棋是‘小技’,但孔夫子说过,即使是小的技艺,也一定有可取之处(”虽小技,必有可观者焉“)。这不是告诉人们,可以钻研象棋这种小技吗?”

王华被气得胡子抖了两下,说:“你断章取义的功夫还真不错。孔夫子这句话下面还有句话,你可记得?”

王阳明当然记得,但他摇头。

王华冷笑:“真是学艺不精。孔夫子下面的话是:但对远大的事业恐怕有影响,所以君子不从事这些小技艺(”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王阳明假装恍然大悟:“孔夫子是个性情活泼的人,他肯定支持人钻研小技。后面那句话大概是后人加上去的,应该不是孔子的话。”

王华的胡子又抖了起来。

王阳明的母亲没有闲工夫和他斗嘴皮子,索性趁他睡觉时把他的象棋扔到了水里。小王阳明悲痛不已,还做了首诗来描述象棋的“凄惨”命运:“象棋在于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帅溺水同时休;车马千里随波去,相士和川逐浪流;炮响声音天地震,象若心头为人揪。”

这并未摧折王阳明喜欢钻研的心,他很快就把象棋的事忘到脑后,又一头钻到了道教的养生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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