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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1页)

金有嫂洗了衣裳,晾在界碑上。那古旧的石桩,斑斑点点一脸麻子。灰黑色的衣服披在碑上,疲软地垂下来,时而在风中微微飘两飘。

“嗳,金有嫂,饭吃过没有?”

她抬头一看,不觉慌了手脚。是王同志向这边走了过来,还有一个陌生人和他在一起,也穿着制服。她向来一看见王同志就发慌,使他也觉得不安,怕她应对失当。这一次她回答得倒很得体,“嗳!吃过了。”她含笑答应着。“你也吃过饭了,王同志?”

他并没有听见她说了些什么,就匆忙地替她遮掩了过去,大声说:“好极了!好极了!你公公在家吧?”

她慌慌张张走进大让,嚷着:“王同志来了!”

谭老大与谭大娘满面笑容迎了出来。王同志把他同来的那穿制服的人介绍给他们。“这是顾冈同志,”他说。“顾冈同志是上海来的,来研究我们这里的生活情形。他要跟你们住在一起,过一样的生活。”

他们笑嘻嘻地和顾冈招呼。顾冈有三十来岁的年纪,瘦长身材。戴着黑框眼镜,眼镜框再加上他的浓黑的眉毛,仿佛犯了重。他的棉制服是上等的青哔叽面子,而且是簇新的,看上去仿佛他没有穿惯解放装,有点周身不合褶。他向他们解释,说他是文联派下来的一个电影编导,下乡体验生活,收集材料。

有一个民兵小张同志,是王同志的勤务员,挑着顾冈的行李,气喘喘地从后面赶了上来。顾冈似乎觉得他在这情形下,不能不和他极力争夺,想把行李抢下来,自己搬进去。小张同志又不肯放弃,两人一路扭打着,挑担子的脚步歪斜,几次差一点栽倒在地下。

在土改期间,谭老大家里也曾经住过知识份子,所以他们也习惯了,相当镇静。他们很小心,决不敢向客人道歉,说吃得不好,房子不好,也不说“同志是上海下来的?”一向习惯总是说“由城里下来”,但那是错误,仿佛表示城市的地位比乡村高。

他们领客人去看他们搁磨盘与农具的一间房。可以把这些东西搬出去,把门卸下来做铺板,架两只板凳上。顾同志说好极了。然后他们回到正房去,大家欣赏他们抽签抽到的那只深蓝色花瓶,是他们分到的地方的东西。

经王同志要求,谭大娘跑了去把金根和他老婆叫了来。金根是劳模,他老婆又是最近“还乡生产”的,很能代表现在一般的新气象。顾冈对他们的印象很深。这些农村妇女倒是的确有非常漂亮的,他想。

谭大娘说的话最多。别人大都只是含着微笑,喃喃地说两声“现在乡下好喽!”或者“现在两样喽!”谭大娘总是中气很足地高叫着:“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们哪有今天呀?”她永远在“毛主席”后面加上“他老人家”的字样,显得特别亲热敬重。

顾冈可以看出来,她是王同志最得意的展览品,也许他让他住在她家里,就是为了这原因。王同志临走的时候,顾冈送他出去,王同志用一种宽容的口吻说起那老妇人:“她倒是有一桩——说话非常直爽。”

王同志已经和他提起过这里的冬学,建议叫他去教书,可以和群众多一些接触。现在他又说:“好好的休息休息吧,同志,路上一定辛苦了。明天我来陪你到识字班去,给你介绍介绍。

他又详细解释识字班的重要性,可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听他说起来,简直仿佛顾冈现在要和镇上的小学生们轮流担任的这份工作,是全国最伟大最艰巨的工作。顾冈心时想,这王同志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家。王的党龄也很长,而且据他自己说,从前在苏北还有过实际战斗经验。他实在应当有一个较好的位置。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在这穷乡僻壤做一个村干部呢?也许是因为党内派系的斗争,使他郁郁不得志。甚至于他也许曾经跟某一个被毛泽乐“清”掉了的中坚份子。如果是那样,那他就是个危险人物了,不宜太接近。顾冈因此谨慎了起来,态度也冷淡了许多。王同志一个人走回去,他住在区公所里,区公所就是从前的武圣庙。他离开了顾冈以后,方才自己觉得,刚才他说了很多的话,关于他的过去……在日本人占领期间作地下工作,后来风声紧了,又学到苏北去参加新四军。他本来并没有打算提起这些——对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何必告诉人家这些话。“英雄不道当年勇。”难道他已经成了唠叨的老年人,只生活在自己的回忆里。自己想觉得很难过。大概是因为顾冈对他的态度里仿佛带着点轻视,使他不由得要夸耀自己的过去,“也让他知道知道我从前的历史。”他最讨厌顾冈和他说起国内新闻的时候,那神气就像是以为他除了当地村庄里的事情之外,一无所知。

他从来没听见过这顾冈的名字。但是从文联负责人写的那封介绍信的口气上面,可以看出他是“解放”后才加入他们的阵营的。

“我自己算算,为党服务不止二十年了,永远在斗争的核心里,”王同志对自己说,“现在倒在这里招待这投机份子,还要被他看不起。真是活回去了!——这么一个不要脸的机会主义者,胆小如鼠的知识份子,统治阶级的走狗,摇身一变,也前进起来了,还要看不起人!”

他自己也知道不应当滥发脾气,对于顾冈的估计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心里总觉得郁塞得厉害。他很希望他回到庙里的时候,有两个农民在他的办公室等候着,有些什么纠纷要等着他解决。那也许会使他胸中闷气稍微疏散些。他很会对付农民。做一件自己善于做的事,那总是相当愉快的。而且在农民的心目中,他就是政府。他们使他感觉到他是庞大的机器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轮齿,而不是一个过时的工具,被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他平常总是从早忙到晚,没有片的闲空,但是今一下午似乎竟是无事可做。他回到庙里之后,在他的写字台前面坐了一会,无聊得很,又站起来,背着手踱到外面去。小张同志替他管家,坐在门前一只薄团上,在那里剥蒜。破旧的薄团,蓝布绽开来,露出里面一根根的稻草。

小张同志洗了衣服,在那里雕花槛上穿了一根绳子晾着。淡淡的一块日影,照在那惨红的庙墙上,一动也不动。

王同志忽然想起来,他似乎永远是住在庙里,在那些宽广的殿堂上,黑洞洞的空房里;被逐出的神道仿佛阴魂不散,仍旧幢幢来往着。他从前和沙明结婚的时候,也是住在庙里。他知道的——反正只要一想起从前的事,马上就会想起她来,那似乎是最容易记起的一部份。

第一次见到她,是有一次干部开大会。他在苏北的新四军里——那时候他就用着现在的名字,叫王霖。那次把所有的干部都集中在一个小县城里上大课,借一个地主的住宅。地主本人不在那里,搬到芜湖去了。那阴黑的大厅,竖着一根根青石柱子,风飕飕的,有点像户外的黄昏。大家都坐在砖的地下听演讲,各人记笔记,膝盖上顶着一本拍纸簿。演讲照例是以喊口号作为结束。大家一律站起来跟着喊,“毛主席万岁!”同时把帽子纷纷毛到空中去,用尽力气,能丢多高就丢多高。但是帽子落下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本事接到自己那一顶。大家正手忙脚乱满地抢帽子,演讲的人倒已经又高高竖起一只手臂,嘶哑也跟着往上一提。“史达林万岁!”他高叫着

“史达林万岁!”大家跟着一声呐喊,一只只帽子又黑雨似地飞上天去。

散会以后,王霖注意到一个女干部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那里,很为难的样子。她搭错了一个帽子。她年纪非常轻。别的女干部的头发都是剪短了,油腻腻地披在面颊上,她却是梳了两只辫子,盘在头顶上,藏在帽子时面,完全看不见。所以平时一眼看上去,会把她当作一个男孩子,尤其因为她那清的没有血色的脸,两只眼睛分得很开,是一个清俊的男孩子的面貌。但是现在没戴帽子,露出辫子来,就完全像一个女学生了。她穿的一套制服太大了,穿在身上,倒更显得身材纤弱。

王霖把自己头上的一顶污旧的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看,显然是他自己的。实在不好意思走上去问她是不是她的帽子被他拾了来了。有好几个男干部都拿着帽子去问她,但是没有一个是她的。后来有一个人发现有一顶帽子高栖在一根屋梁上。一个姓俞的青年马上设法弄了一旧梯子来,爬上去替她拿了下来。王霖离开会场的时候,俞同志还站在那里和她说话。王霖虽然明知道俞同志职位太低,还没有结婚的资格,但是并不因此就觉得安心。

“刚才闹丢了帽子的那个是谁?”他仿佛很不耐烦地问另一个干部。“真是笑话!”

“我没有看见过她。是新来的——怎么,你对他有意思?”“别胡说!”

饭后,他又试着问另一个人。“那梳辫子的那个——她的爱人是不是姓陈?”

“她没结过婚吧?你是说沙明是不是?她来了还不到一年,在电讯组,没结婚。”

“大概我认错了!”他喃喃地说:“还当她是陈同志的爱人。”

女干部都在合作社里过夜。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合作社去,要求和沙明同志谈话。

这里也按照普通店堂的布置,一边摆着一排红木椅子,两张椅子夹着一只茶几。他坐了下来,背后后墙上挂着红纸对联,祝贺合作社开张之喜。

“这该是好兆头!”王霖想:“在一个合作社里向她求婚。这应当是我们在革命岗位上终生合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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