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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余事(第1页)

据我记忆所及,与检视膺白在政整会任内,他与蒋先生及行政院汪院长往来电报,完全为国家,文字中寻不出一句不谅解之言与一件不谅解之事。国难要比民十七(一九二八)济南案件严重得多,但政府搭配得分工合作,比济案时散漫情形不同。济案时,蒋先生是北伐总司令在前方,日军所提无理要求都送到总司令部。南京国民政府尚未经国际承认,国府主席谭延闿向日内瓦国际联盟申诉不受理,外交部长黄郛对日本外交部的抗议亦无效。日本军人已开始不受其政府约束,而我们是前方后方责任都在蒋先生。后来是蒋先生派张岳军先生到日本,日本派松井石根,同到济南,劝制日军师团长福田,福田亦见旷时并不能持久,搞不出更多的祸患,而下场的。

这次,是北平、南京、南昌一个三角架,不是民十七的一直线。可以分责任,亦有伸缩。这个形势倘支持多几年,能够:一待蒋先生国内大业澈底成功,二待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冲突在中日战事之先,则中国元气之伤不致如此。可借日本军人不容等待;中国政治不能等待;连膺白的健康亦不及等待;廿四年(一九三五)起他病了,廿五年(一九三六)冬他去世了。

我必须回头记几位关心膺白的人,第一感谢胡宗南将军,廿二年(一九三三)五月膺白离沪北上的次日,吾家来了个陌生客人,持有胡将军的介绍片,门房告以已经动身,乃留地址而去。我忽然记起去年膺白从蒋先生处回来,告我在长江轮船遇一少年军官,自我介绍为“胡宗南”,言济案时在总司令部,亲见膺白的决断与勇敢,有甚深印象。这正与一些歪曲宣传相反,我不胜知己之感。见片即请一朋友回访来人,知系戴雨农(笠)先生,受托照顾膺白。后来由膺白指定一秘书,随时与通消息,廿三年(一九三四)我们南归,在杭州与戴先生同过一次席,同座系本省军警界人,对膺白的工作均了解,膺白这日感动而喝醉了酒。胡宗南将军,那时似系第一师师长。

在华北有两师中央军,我知道蒋先生都写过信。一九六四年在台湾承黄达云(杰)摄赠原函如下,黄是当时驻华北师长之一。

杰弟同志大鉴:驻平环境复杂,应时时谨慎,膺白先生为中患难之交,弟等应事之如事中,诸事须随时请教,得益必非浅鲜也。顺颂戎祉,中正手上。

廿三年八月廿二日

我必须记一对可敬爱的老朋友:张溥泉(继)与崔晳云(震华)伉俪。溥泉先生是发表为政整会委员辞而不就者之一,不知何故他到北平未告膺白。一次蒋夫人到平,无意中提及溥泉嫂去看她为故宫博物院事,我始知溥泉嫂亦在平,回头即去看她,她是我天津女师同学。溥泉嫂是一热情心直口爽的人,甚为念旧。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天津大水灾,我们两家恰巧都住天津,溥泉先生正在广东,膺白骑了马去看她,她已回避高地,但佣人告诉她膺白涉水而往水到马腹之事,以后她每见我或膺白总要提起此事。这日我到她家,她说溥泉先生在何敬之先生席上遇见膺白,回家告诉她“黄膺白黑瘦黑瘦”,她说:“我回答他当这个差使还能白胖白胖?”“一个待朋友肝胆的人,会对国家不肝胆?如何听几个后进之言,而疏远一个老同志?”这时溥泉先生进来同坐,这些话大半听到。我禁不住说了许多实情与苦楚,尤其对国事的焦急。他二位静静听我,我告别时,他二位同时问我次日下午是否在家,我答有空当再来,他们说不是答访而是看看膺白。次日我们四人相叙半日,便饭而别,溥泉嫂对我说过的话,又对膺白说一遍,说得很多,最使我感动的,饭后我去看茶之际,溥泉先生特意走过来告我:“今天虽然我内人说的比我更多,但她所说我完全同意。”这样早期革命同志的天真态度,令人永不能忘。

膺白当华北之任,他本人有两个弱点:一是“真”,他真而日本少壮军人毫无诚意;二是“想解决问题”,而日本人正时时处处制造问题,永无止境。但他亦有其强点,其强点在“守正”,无论日本人中国人不能向他说私话小话。他对日本的认识,使走江湖式的人骗不了他。他对本国的忠诚,使“人”或“派”的恩怨利害动不了他。他对朋友尽直接建议之责,而从不在他方面作责备之语。我检视他对部属的电报,都甚客气,处事有错,常自认过。对蒋先生电反最率直。他不赞成一党制,屡建议改良,然从不在外唱高调,以博社会之同情。他从来没有借过日本人之款,与日本人从不谈“钱”字,亦从没有插嘴或经手买任何外国武器。用外国人废炮废枪杀本国人是他最反对之事。日本人从不敢请他聘用日本顾问,他始终独立而不倚。

我尝想,膺白对日本军政两界用的精神,如果用到经济界企业界,是否还要实际?膺白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所得其上下一心之“建国热”印象太深,以为任何一界的日本国民无不与政治有关。个人且守中国旧说“官不营利”之训。日本人与中国人一不同之点,与日本人谈到国事须处处存以戒心,然个人则人情味极浓,商人尤守法重德。《塘沽协定》后,膺白标“安定人心,整顿生产”之旨,有日本实业家愿供资本,谓如不愿借款,可在中国银行存款供透支,以二千万至三千万元为数。膺白答以:华北首在裁兵,然后兴利,略计项目须五万万,不敢零星浪费。这是他临时以大计划来推托,阻其好意。事曾面报中央。

停战后,膺白第一次南归在廿二年(一九三三)八月初,他往牯岭,我回莫干。临别曾劝他辞职,他态度甚坚决,以为接收尚只初步,祸根尚多,责任未完,不可贻难事于后人。第二次南归在廿三年(一九三四)四月,则有“力薄难回劫后天”之句,求去甚力。这年的六月,在杭州与蒋先生相晤;蒋先生住澄庐,我们住钱王祠葛宅,岳军先生住西冷饭店,均在西湖边。一日,膺白从澄庐深夜归来,欣然告我蒋先生谅解他不再回北平,态度如释重负,我们决定次日一早上莫干山。就寝不久,电话铃响,主人听后转告,系岳军先生的电话,请膺白明晨稍迟动身,尚有要事面谈。杭州的夏天甚热,我们所住客房在三楼,热气紧逼,入夜未散,经往返传话,我怀疑膺白辞职事又有变,心事提起,一夜未能入睡。次晨不到七时,岳军先生已至,谓昨夜别后,蒋先生重又电西冷饭店请他去,问膺白究为何事坚决不肯回任。岳军先生答以种种内外困难之外,恐我之劝阻亦一原因。蒋先生嘱其先留住膺白,当再来面谈。是日一早,蒋先生出席航空学校典礼,礼毕即来钱王祠,入门呼我,坐定问我为何阻膺白北行。我当时有点火气,答言: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蒋先生说我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我谓华北有一片亡国景象,蒋先生说:惟其如此,吾们更不可放手。终叫我勿阻膺白北行。上一晚,蒋先生当比我们更迟休息,这日晨当比我们都早起。其时他穿军装,主人欲开电扇,他止不用。我穿着蓝夏布衫,还摇扇不已,膺白见这情形,示意我勿再多言,他无言再上征途,虽始终无补于国,其不得已之情可见也。

膺白曾几次向汪先生口头或书面请解职,汪先生总言“三人共挑一担,一人息肩,余人亦只能放下”,与蒋先生联名来电亦如此说。一次曾言,如膺白定不北返,则请担任其所兼之外交部,膺白只得哑然而行。廿三年(一九三四)九月廿日陈博生先生之北平《晨报》有《黄郛氏返平与华北》一文言:

氏之出而主持华北外交也,尝以跳身火坑自喻。年余迄今,备尝艰苦,对外则看尽强敌之狰狞面目,对内则听尽国人之冷笑热嘲,而国论纷呶,幼稚病深入肤理;政府决策,负责心每虞动摇。氏处内外夹攻之中……焦虑腐心,不言自喻。战区接收问题,保安队开入战区问题,察变与后此之察东问题,方(振武)、吉(鸿昌)之进扰平郊问题,层出不穷,横生枝节,人之所以破坏我玩弄我者,无不各尽其极,而国人不竞,又复甘为利用……执迷不返。年来华北种种不幸事件之接幕连演,皆所以加重黄氏对外因应之困难。氏之一再南下,一再言辞……每次……于千呼万唤中返平复职,此中消息……氏纵不言,固应为识者所共谅也……羽毛之爱,贤者所同,乃竟出此,以身许国,设非对国家有真挚之热情,谁为之……黄氏过去,职在以外交求安定。自今以后,则应以建设求繁荣。去岁黄氏……曾以力求振作为言……今兹北返,度外交内政乃至个人所处地位之种种困难,当已获得中央当局之充分谅解,而赋以负责处理之权……黄氏其挟曙光以俱来乎?懔华北关系国家民族之重,翘企望之!

同日《京报》《华北对黄郛之期望》文曰:

前年榆关失守……平津岌岌……黄郛奉命北上……国中虽尚有不能谅解之人,而华北则无不感其出死入生之德……窃以为黄氏最初北上,虽为应付华北外交,而其官职实为整理华北政务,政务外交……两者皆其分内事。顾人属望于黄氏者多为外交,吾侪则属望其整理政务尤切。黄氏尝言今日华北最大危机,为一般人在心理上先将华北放弃,认为已无可救药,我们应先除去此种心理……昨对北平记者谈话,欣幸华北丰收,可以积极努力,无负天惠,并举江西行政制度与工作人员……实例相勖。华北今为国防第一线,冀察两省尤为情形复杂,外有浪人横行,内有汉奸捣乱,加以贪污土劣之敲诈,溃兵土匪之骚扰,民不聊生,已达极点。为政者首当选任廉正刚果之长官……于各县县长及公安局长尤宜特别注意……至于溃兵土匪,半由生活窘迫而来,半由官府放任所致。倘军政长官严约部曲,努力清乡,保卫民业,增加生产……外国浪人上无贪污土劣为向导,下缺溃兵土匪为爪牙……则其势孤理缺,虽欲横行,岂可得哉……今日华北最大危机,确如黄氏所言,在于人心陷溺,官吏多存五日京兆之心,靡有极力振作之想。寇未至则搜括私财,敷衍公事,寇至则弃民而逃耳。民疾首蹙额于苛政匪祸之下,生活毫无保障,寇至则纳款投降耳。似此情景,华北如何一日能安?黄氏既首识其症结……则发摅雄图,以救华北,吾侪皆当引领以待之,诚意以祷之。黄氏将如何从事实上慰我华北诸父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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