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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信仰（第2页）

这股人群不是太显眼，也对于大明的统治造不成什么威胁，但是要是造谣生事却是一些好手，而且不易被发现，因为回回人基本上和汉人从相貌上分别不大，除了一些风俗习惯之外，别的几乎是一样的。

就因为这个原因，狂热的宗教信仰，使他们有着一种匪夷所思的念头，去做一些在平常人看起来很愚蠢的事情，比如远在万里之外的帖木儿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因为同样的信仰，却使他们不遗余力的为帖木儿造势。而且是冒着杀头的危险。

锦衣卫的种种情报表明，这些伊斯兰教的信徒们，还在影响着有些汉人的意志，而这个消息才引起了皇帝朱标的重视。

经过内阁合议、五军都督府的推算和兵部的统计。景泰八年十一月，从湖广军镇、云南军镇再调集两个集千户军至陕西练兵备战。同期物资依循前例配备。并加紧武刚车的制造和押运。争取再明年之前，将武刚车的数量提升至一万辆。

同时，霰弹枪和火炮的数量也在增加之中，并逐步开始往辽东军镇输送，每个人都认为皇上准备对朱棣开始进行压力了，不过都保持着沉默，帖木儿的话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朱棣这杆旗帜不倒，西北就有借口造谣。

做完了这一切，皇帝朱标开始冷静的考虑怎么应对伊斯兰教信徒的小动作，虽然不想去用愚民政策去玩弄民心。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了解，他开始重新审视信仰的力量了。

回顾一下，帖木儿通过伊斯兰教，聚拢了大量人心，用信仰发动所谓的圣战，并得到了狂热的支持，而另一个时空中他所知道的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基督教等宗教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导了政治的发展，因此成为宗教、政治、社会、与历史等各方研究者均感兴趣的课题。

而现在的大明更是一样，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百姓的文化层次就不用多说，更容易听信那些装神弄鬼的宗教人士之言。

而自己前几年大力打击佛教，对于其他宗教比如说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萨满信仰等等却也不是很提倡，导致了在此时的大明。任何宗教都没有受到欢迎，这可能是一个穿越者固有的思想弊病吧。

此时认真的去反思，才觉得要正确引导民众的信仰，自己的信仰就是改变历史的自信。而官员们的信仰就是自己这个皇帝所赐予的权力。而皇帝朱标却轻易的剥夺了民间百姓信仰的权力。导致了除了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兴起。但是又处于比较畸形的状态下成长。

父皇朱元璋在明朝初年制定了对于各制度化宗教“神道设教”、限制利用的基本政策作为祖训。而皇帝朱标自己除了打压佛教之外，没有想到过去疏导民众的信仰宣泄。这才是最根本的。此时皇帝朱标才感觉到，宗教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怎么合理的利用宗教，达到引导信仰的问题呢？

皇帝朱标连续召见方孝孺、解缙以及当时的几个大儒，询问关于宗教的问题。为此，不顾自己以前所限制佛教发展的旨意，特地还召见了几个僧人，以及道士作为参考之用。

经过各种资料的汇集，才知道佛教为大明最主要的宗教，其地位显著，流行普遍。都在道教及其他宗教以上。

这样以来，大明在皇帝朱标不提倡宗教的政策下，对于佛教的限制在于其社会影响力，包括僧人的数量控制、寺院的数量、寺院经济对大明财政的影响等等。其次才是僧人对大明官员的影响。

在打压佛教的同时，但却没有扶植其他宗教，也不能不说这是皇帝朱标的一个败笔，这导致了民间对于伊斯兰教的容纳，导致了民间对其的同情，甚至是接受。

这是作为一个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本来对于宗教不感兴趣的皇帝朱标，也不能容忍，他现在清楚的看到，要想彻底的禁绝宗教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建立起一个本土的，由国家扶植的宗教势在必行了。

洪武元年父皇朱元璋立玄教院，洪武十五年改置道录司，掌天下道教。道录司设左右正一、演法、至灵、玄义等官各二人，其中正一官品最高，为正六品，显示出对正一道的器重。地方上则设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管理道教。这些机构的官员都由道行高洁、精通经戒的道士担任，负责检束道士行为，核实道观和道士名数，道士申请度牒等事务。

而佛教亦然，成立了僧录司，管理佛教事宜。两司都属于礼部管辖。

皇帝朱标作为皇帝，当然熟悉朝廷这些编制，为此他召见道录司中各级官员问事，并要求其作出佛、道总结。找出两者的分别。得出：

佛教的普世性超过道教，一切众生，都可以简单的方式从中求取寄托，适合所有信众，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妇女、老人、残疾者等等，都无须特别的资财、时间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

而道教的“拯救”途径，则很大程度上依靠专门的修炼，其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也更近于“术”，这就使它适合的范围小于佛教。

皇帝朱标考虑良久，方孝孺请求觐见，那是因为最近皇帝勤于问询佛、道中事，他有些担心，大明以儒教为立国常经，兼用佛教、道教“阴翊王度”。方孝孺害怕皇帝由伊斯兰教引起谣言，作出本末倒置的事情。

在他们的眼里，一个勤政的仁君，问询宗教之事不是一个好苗头。他要劝谏皇帝的这一行为。

方孝孺认为，对于宗教应该取容纳、利用、控制方针，但始终不能使宗教左右国家政务。而对于伊斯兰教的偶然现象，他认为伊斯兰教在民间相对封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

之前皇上打压佛教，方孝孺虽然有佛门中的朋友，但是却未多言，那是因为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大明的生活中，但其与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息，两者的思想还是有矛盾的产生。

儒家讲的是入世，宣扬治平之道，即所谓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教那样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与佛教在根本理论上就发生了冲突。

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超脱尘世，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就与儒家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忠孝之道，直接发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原，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与排斥，佛教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与儒家之间的斗争。

所以方孝孺虽然有佛教的朋友，但绝对不至于站出来为其摇旗呐喊。甚至还会为皇上的圣明感到高兴。但是这次不同，方孝孺绝对不希望皇帝再陷入到宗教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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