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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袁世凯一边主张联络欧美国家牵制日本，一边却畏日如虎，极力压制和破坏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对日本交涉时，他一贯采取退让的方针。如1908年2月，私运军火的日本船“二辰丸”在广东沿海被中国炮舰扣留。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竟向中国外务部“抗议”，提出五项无理要求。当时，广州，上海等地群众纷纷集会，相约抵制日货，抗议日本政府的蛮横无理。袁明知“外商私运军火，接济海盗，虽非正当”，但仍认为中国炮舰竟敢落下日旗，实属“操切从事，无不谬误”。他先要求由英国“公断”，日本拒绝；后见中国人民反日情绪迅速上升，唯恐引起日本不满，急忙于3月15日宣布接受日本要求，将所有军火照价收买，不使日商受损失，外务部向日本驻华公使赔礼，于释放“二辰丸”时，鸣炮道款，并惩办办理此事“失职”各员，使日本政府“深喜”。＇1＇此后，袁氏还无耻地自我夸耀说，这是他办外交的成绩，因为没有引起“重大交涉”。

由以上几例可见，敢于悍然与人民为敌，以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宁令国人死，毋触外人怒”。＇2＇这就是袁世凯卖国外交的准则。难怪帝国主义各国大都对他另眼看待，视为至宝。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眼里，他的形象是“气派大，爽快，可以信赖”。1908年6月1日，德国驻北京公使雷克司给德国首相的公文中满意地说：“凡与袁世凯在大的问题上有公事往来的人都能给他这个赞美，即他总是维持他的诺言”。＇3＇

注释：

①黄远庸：《远生遗著》，卷1，页40。

②《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页870、872。

③《大公报》，1907年12月30日。

④同②，页861、862。

⑤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版，杂录页3。

⑥同②，页863。

⑦克罗莱（H。Croly）：《司戴德传》（WillardStraight），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5年版，页226。

⑧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卷3，页37。

⑨李约翰（J。G。Reid）：《清室逊位与列强》（TheManchuAbdicationandThePowers），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35年版，页107。

⑩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册，页286…287。《日本外交文书》第41卷，第1册，页82。

＇1＇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4，页22。

＇2＇《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日。

＇3＇同⑧，页48。

北洋集团的经济基础及其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接收了李鸿章淮系军阀的班底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内结亲贵，外树党援”，迅速地建立了一个对国内人民穷凶极恶，对国外敌人俯首帖耳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是在北方地主买办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它更多地代表北方各省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其经济来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封建性质的苛捐杂税。封建苛捐杂税是北洋军队和官僚机构的主要经济源泉。北洋集团的“强有力”和繁重的赋税可以说差不多是同一概念。袁世凯推行新政，除练兵费绝大部分由户部和练兵处供给外，其余都是由他自筹。对人民进行封建性质的搜刮，是他筹款的最重要的手段。在天津，他专门设立“筹款局”，以张镇芳为总办。张镇芳（1863…1933），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是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的妻弟。他于1892年中进士，为户部主事。1903年由京至津，投靠世袁世凯，以贪诈著名。①袁氏依靠张镇芳等一帮聚敛能臣，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在原有的田赋徭差、苛捐杂税以外，给人民又加上一大笔新的负担，如：

（1）恣意加重旧捐税。自1903年加抽烟酒税，烟酒一斤收税十六文（至1907年又改收银一分四厘）。每年刮得银八十万两。长芦盐每引加价四文，实交银一两二钱，每年刮得银七十万两。又以“整理永平七属盐务”为名，巧立名目，“化私为公”，每年刮得五十万。到1909年长盐课每年总计刮得五百十七万两，约占直隶省岁入的三分之一。

（2）滥增新捐新税。1903年奏定“开办印花税试办章程办法”八条，禁例十条，规定民间买卖契约等都要贴印花税，有应贴不贴或所贴不足者，一经查出，照偷漏数目罚款二十倍。从当年4月试办，原计划每年刮得一百二十万两，但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对，未能全面推行。1904年设立“督硝公司”，开始向硝户征税。次年又成立“渔业公司”，征收鱼船捐和鱼税。渔船按大小纳捐分为六级，由银二两至十二两不等。“鱼税值百抽三”，“一买一卖共得六分”，“贫苦之民手提网罟打鱼只得三四斤者”，“必勒令完税”。②此外，还有国民捐、巡警捐、自治捐、房捐、妓捐，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不是直接间接搜刮民脂民膏。正如杨士骧于1909年所供认的：“近则新政迭兴，用款日巨，如学堂巡警等费，亦无不取给于民，大县岁需六七万串，小县亦需二三万串……而民间担负之重，输纳之艰，日以加甚”。③

（3）加征田赋附加和徭差银。清代“赋有常经，差无定额”。袁世凯不能直接增加田赋，便多次提高田赋附加，变相增加田赋。如定县每亩附加税增长指数，1899年为100，1903年增至137。78，1907年达355。59。④各县田赋附加额的增长情况虽不完全一样，但由此可以想见一般。至1909年直隶田赋实征达三百十六万两。在徭差上袁也打主意，直隶为为近畿省分，本来徭差“繁剧”，他又命令各州县加征，使民间岁出徭差一项，大大超过额征粮银之数。而且由于“劣绅痞棍包揽把持，从而分噬，公家有一分之差，民间有倍蓰之费”。⑤

（4）强夺“中饱”。1902年9月，袁以“整顿吏治”为名，奏请从1903年起将各府优缺优差“陋规浮费”（即非法定的额外勒索）一律酌改“公费”，收归“公有”，称为“提中饱”。从此每年刮得银约三十万两。此后他还上奏西太后，宣传“提中饱”是广辟财路的妙法。西太后怦然动心，立即命令各省仿照办理。这种“提中饱”的办法，表面上取之于官，有人谑称为“抽官捐”，实际上仍是刮之于民。当时《中外日报》就指出：“为官者亦知朝廷既分其肥，则此事不足复虑，朝廷取其一，而彼且征其百，自此以往朝廷再无可以约束官吏之权，小民亦再无可控告之法，吏治不修，民生穷蹙将十倍于今日。”⑥

（5）摊派公债。1905年1月，袁世凯奏请以银一百二十万两作抵，发行公债四百八十万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省举办的公债。其中一部分硬行摊派天津、保定绅商购买，大部分则由外国银行或洋行贷借。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举借外债。

其次，袁世凯还大力经营路矿企业。北方各省的路矿企业大都是李鸿章创办的，大买办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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