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甫与李绛都是元和名臣,以才能着称于世,也都出自赵州赞皇李氏,但为人处事却大为迥异。
李吉甫心胸狭隘,虽称不上睚眦必报,却也容不下与他有过节的人。当年在他首度任相期间,因牛僧孺一事与时任翰林学士的裴垍有隙,宪宗采纳了同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提议,站到了裴垍这边。不仅重用裴垍为相,还把李吉甫以宰相身份,外调为淮南节度使。
李吉甫对此一直衔恨在心,上任不久就寻机将因中风改任兵部尚书的裴垍贬为太子宾客,导致裴垍忧虑而死。他的行为直接开启了党争祸端,朝臣们出于各自利益考量,拉帮结派形成团伙,在朝政大事上不考虑是非曲直,只看是否一党。
除了裴垍,李吉甫对其他与之有怨的人也毫不手软。宪宗当然清楚李吉甫所作所为,只是因他善于解决棘手政务,一时离不了才佯装不知。
为了制衡李吉甫,宪宗于元和六年(811年)十二月,将户部侍郎李绛提拔为宰相。
李吉甫极善迎合宪宗心意,从不违逆宪宗。而李绛恰恰相反,为人耿直,经常因工作上一点事与宪宗争执不休。偏偏宪宗就喜欢他这股劲儿,当李绛与李吉甫出现意见不一的情况,往往倾向于李绛。宪宗这种有意为之,让二李之间产生了很深分歧。
福建观察使元义方通过取媚吐突承璀得以显达,李吉甫为向吐突承璀示好,把元义方提拔为京兆尹。而李绛对元义方依附宦官的行为非常反感,将他外调为鄜坊观察使。
从富庶长安改到穷困边境,元义方当然不痛快,在入朝向宪宗辞行时,说李绛存有私心,用同年许季同为京兆少尹,却把臣赶到鄜坊。明明是当了宰相作威作福,欺瞒陛下。
宪宗淡淡的说:“朕知道李绛不会这样,明天朕自己会问,你走吧!”
第二天,宪宗质问李绛:“你们对同年也讲情谊吗!”
李绛道:“所谓同年,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尔同时参加科举,或是同一年考中进士然后相识,哪来的情谊!陛下不认为臣愚蠢,把臣放到宰相位置上。宰相的职责就是依据才能授予相应职位,如果确实是人才,即便自己亲戚也应选拔重用,何况同年!为了躲避嫌疑而放弃人才,听上去好听,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国考虑!”
宪宗颔首认可,派人催促元义方即刻赴任。
一次朝会中,李吉甫说:“目前天下太平无事,陛下尽可自在享受!”
李绛当即反驳道:“汉文帝时承平已久,兵器都用木头制成,百姓安居乐业。即便如此,贾谊仍认为形势有如厝火积薪,算不得安稳。而现在呢,对内有五十多州朝廷无力控制,对外有吐蕃、回鹘屡屡犯边。加上时有水灾旱情,国家府库空虚,正是陛下励精图治以图复兴之机,怎能称为太平,又如何可以自在享受!”
宪宗面露喜色的望向李绛,赞赏道:“卿的话与朕心意相同!”
散朝后,宪宗对身旁人说:“吉甫专门讲些好听的取悦于朕,像李绛这样的臣子,才是真正的宰相!”
李吉甫曾说:“身为臣子,不应总是违逆君王意图极力劝谏,君臣之间保持一种君悦臣安的状态,难道不好!”
李绛却认为:“人臣不应害怕君王发怒,要敢于苦口婆心的劝谏,指出君王的施政过失。如果一味迎合君王,使君王有了恶名,怎能算得上忠诚!”
李吉甫到了中书省,只是躺着不办事。而李绛如果偶尔不呈递奏疏,宪宗就会找他抱怨:“是朕不能容忍卿的直言,还是卿真的无事可谏!”
李吉甫曾对宪宗说:“赏与罚是君王的两大权柄,一样也不可偏废。陛下登基以来,对天下惠泽深厚,却没有通过行刑以立威,致使内外懈怠。愿陛下动用严刑以提振威仪,令天下臣民慑服!”
宪宗看向李绛,李绛道:“自古政治清明,都是崇尚德行而非依靠峻法,难道现在要舍弃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这样的明君不学,而去模仿秦始皇父子吗!”
过了十来天,前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也上疏劝宪宗使用严刑峻法。宪宗拿着于頔的奏疏对众宰相说:“这个于頔,真是大奸臣。居然敢劝朕推行严刑峻法,卿等知道他是什么意图!”宰相们互相对望,没人答话。
宪宗继续说:“我看无非是想让朕失去人心,做个暴君!”
话音刚落,李吉甫面色大变。退朝后,他一整天都情绪低落,没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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