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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现在，中国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现代化的机遇期，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的腾飞、崛起，就是要抓住历史机遇，不要让它再被延误。这就需要汲取历史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或者，如果不能完全避免重蹈，最好也能将重蹈降到最底限度，如果老“重蹈”，国家和我们大家谁也受不了。

一点感慨，来自雷颐的演讲，当然要向雷颐先生致谢。让我们感谢雷颐。（掌声）

［演讲时间：2006年6月4日。录音整理：程丽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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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1）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刘梦溪先生，大家欢迎。

最近几天，我看到这样几则报道：为争就业岗位女大学生参与雇凶伤害同学；大学生复读遭拒一怒弑父；情侣坠湖男子独自逃生。还有一篇《中国青年报》文，题目是《大学校园里的畸形就业竞争》，主要写到四种现象，一是“借”同学的实习成果争保研名额，二是对用人单位说同学的坏话，三是为了得奖学金篡改成绩单，四是机会面前“暗战”不断。认为老师有责任对学生做好道德教育和心理“按摩”。这只是表面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层出不穷类似这样道德缺失、人格缺陷的现象的产生，是我们文化传统的流失所造成的。因为有许多的施教者，本身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缺氧者，再加上现在混杂的文化环境，像流俗的电视文化、浅薄的搞笑、逻辑错乱的脑筋急转弯，等等，占据了成长中的青少年许多宝贵时光。媒体对娱乐明星死缠滥打的商业炒作，又使许许多多青少年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他们热衷于“超女”，钟情偶像，沉迷网络，贪求物欲，而惟独对传统文化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有国学教育成了为经济搭台的文化噱头。文化传统何以流失，我们又当如何重建，请刘梦溪先生演讲《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我所说的百年，是指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就是清末民初，一直到今天这一历史段落，大体上相当于二十世纪的一百年。讲一讲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也可以说，是对这一百年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作简略的文化解读。就切入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学，或者文化社会学的问题。

一、　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需要从晚清讲起

晚周、晚明和晚清

理念上，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三晚”最重要：一是晚周、一是晚明、一是晚清。

晚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最早的第一流的思想家就产生于那个时候。那是中国的思想源头，是学术的经典时期。就世界历史而言，那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晚明——那是一个文化冲突非常剧烈的时期。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文化经过了一次血和火的洗礼。再没有比剃发易服更令一个有上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更难堪的了。所以顾炎武有“亡国”和“亡天下”的说法。“亡文化”就是“亡天下”。

晚清——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点、东方和西方的撞击点和交汇点，是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大转变时期。

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历史时刻”这一概念。“三晚”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社会、历史的最关键的历史时期。

西人和晚清的“大变局”

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到了晚清，真正开始了大变局。不是说以前没有变化，而是说以前的变化和晚清都不相同。到了晚清，中国历史的脚步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了，延续几千年的统治秩序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维持下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时许多有远见的开明的官吏，都提出了大变局的思想。有的说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有的说四千年，有的说亘古未有的大变局。

例如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说：“合地球东西南溯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又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中国的晚清发生这种大变化、出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最主要的标志，是“西人”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

汉代——佛教传入——西天

明代——天主教入华—西教

晚清——西潮

佛教进入中国（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是静悄悄地进入的（通过西域传入），起初是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后来也引起过争论（沙门不拜王者论），甚至出了好几个主张灭佛的皇帝，但阻挡不住。主张灭佛的皇帝远没有信佛的皇帝多。佛教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终于出现了最适应中国人心性的禅宗。宋代的思想大合流。然后是民间化和世俗化。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是华夏民族文明的伟大之处。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

明代的西教、天主教。一般以明朝的万历年间、万历十年（公历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天文、历法、数学、火炮制造等西方的科技，也把中国的文化反馈回欧洲，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带领作用，但在宗教传播方面，始终表现为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利玛窦曾经尝试着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引发了所谓“礼仪之争”（祭祖拜天），两种文化的冲撞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这次“西人”的进入中国，增加了双方的初步了解，就中国一方而言，自己文化的主体位置丝毫未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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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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