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车停下来时,我正跳进鸡舍喂母鸡潘妮和她的小鸡仔。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看到警车的人,因为其他人都在忙着打扫宿舍、洗衣服或干别的杂活儿。我看见两个警察从警车里下来,径直走到办公室前敲了敲门。没有人回应,因为屋里没人。就是这个时候,当其中一个警察朝四周观望时,看到了我。
两个警察来到我跟前,先是自我介绍,接着便问我在哪儿能找到斯科特。我觉得特别有趣,因为他们居然一点都不凶,而且,警察不是应该帮助别人的吗?现在他们竟然请我帮忙。但我不知道斯科特是不是惹了什么麻烦,也不知道我心里是不是希望他惹一身麻烦。
总之,我带着他们去找斯科特。他就在餐厅,正打扫早餐之后的餐桌和地面。看到我们他很意外,但并不紧张。随后他们三个便进了办公室,关起门半天没有出来。我想至少有一个钟头吧。
他们终于出来后,警察们直接走了,斯科特留了下来。这应该是好事,对吧?他们没有把他抓走。吃午饭时,斯科特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大伙吃完饭后,他站起身,习惯性地用勺子敲了敲玻璃杯。
“我们要开一次紧急会议。”他说,“核心家庭的成员五分钟之后集合。”
我跟着他。我只能跟着他。这是规矩,只要你还在夏令营里,每一个成年人都是你的家长。核心家庭中的所有大人和孩子,组成了一个松散的队列,跟着斯科特走进了树林。
我们来到空地上,围坐成一个圈。没人费心去点篝火,现在还是大白天呢。
斯科特站在我们前面,盯着我们足足看了一分钟才开口。
“我想请你们帮我分析分析,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早上,也许昨天或者上一周的某天早上,你们一觉醒来,是不是突然有这样一种想法,‘哎哟,今天天气不错,是时候把和谐夏令营毁掉了’?”
没有人回答。刚到夏令营之时,我以为人们会像军人一样用吼叫的方式回答一切问题,或者敢于和斯科特争吵理论。但现在看来,所有人似乎都是孩子,甚至那些家长们,而斯科特是我们共同的家长、老师,或者别的什么。我们都知道夏令营遇到了麻烦,所以最好闭嘴,老老实实听斯科特讲话。
“没有人吗?”过了一会儿,斯科特问,“有意思。因为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人倒好办了。如果我们中间有那么一个邪恶的天才,正策划着什么邪恶的计划,那我们或许还有希望回到正轨。可如果没有,如果你们只是一群无能的笨蛋,却使夏令营沦落到现在的地步,那恐怕连上帝都帮不了我们。”
“斯科特,有话直说吧。”我爸爸说,“到底出什么事了?警察来干什么?”
斯科特皮笑肉不笑,“警察来干什么?他们来查案。首先,他们问我是否知道坎迪的爸爸,那个绑架犯,他在外面纠集了一帮人,自称‘和谐十字军’,到处散播谣言说我们在这里搞邪教活动。他们甚至有自己的脸书账号。”
“其次,他们还让我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今天在脸书上已经传疯了,照片里是一个孩子被关进了笼子。据说那孩子是我们夏令营的人。”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低头看着草地,“我看了照片,跟他们解释说那是我们在做游戏,但他们哪儿那么容易相信。
“最后他们说,他们接到了弗朗西丝·芬奇的报警电话,说营地里有人用她的手机搜索过未成年人色情图片。”
家长们顿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斯科特挥手止住了他们。
“没有一件是真的。”他说,“这些事全都可以解释。你们也看到了,警察并没有把我抓走。但这件事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人们听到谣言总会自动联想一番的。你们以为我们能从这样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吗?你们以为有大把的人排队等着加入我们的夏令营吗?没有。因为像这样的事只要被媒体捅出去,人们就会信以为真。到那时,假的也成了真的。你们明白吗?我们已经不再是普通人了。在外界眼中,你们都是邪教分子。至于我?我就是你们的领袖,是你们的吉姆·琼斯(1)。现在我们的处境就是这样。如果你觉得我们能改变这一切,那你就错了。”
他停下来,拿手在脸上搓了一通。而后苦笑着把我们看了一圈。“现在这里没有外人。”他说,“请你们告诉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夏令营的宗旨和意义的?”
“斯科特。”汤姆叫道,“你言过其实了吧?我觉得情形还没那么糟啊。”
斯科特耸耸肩,“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全完了。”
他伸手到背后,仿佛想把衬衣后摆塞进裤腰。然而当他把手抽回来时,我看见他手上拿着那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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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姆·琼斯原是美国一名基督教牧师,后来创办了邪教“人民圣殿教”,并自任教主。1978年11月18日,他胁迫900多名信徒在南美洲圭亚那的琼斯镇集体服毒自杀,随后开枪自杀身亡,这便是震惊世界的“琼斯镇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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