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刘博源在榆林城发展的热火朝天之时,远在大明南方的湖广之地,却是掀起了一股波涛汹涌的暗潮。
而这股暗潮的源头,就是被朝廷招降的流贼巨寇张献忠。
时崇祯十二年初春之际,湖广巡抚余应桂上书熊文灿,声言‘张贼必反’,建议‘可先未发图之’。
然而,余应桂的这封书信,却是被张献忠的哨骑截获。
张献忠在知晓了此事后,立即将书信誊抄,送到了郧阳巡抚戴东旻处,请求戴东旻转告于熊文灿。
熊文灿在收到书信之时,正值他兵败于清军之手。
为了安抚张献忠不再造反,保住他五省总理的位置,熊文灿便上疏弹劾余应桂破坏抚局。
崇祯皇帝收到弹劾奏折后,大怒之下将余应桂逮捕入狱,随后又发配遣戍边地。
也正是此事,使得张献忠更加的警惕,时刻防备朝廷的围剿。
时值二月初,清军北撤出塞之后,杨嗣昌才有精力将目光放在张献忠的身上。
在三月时,杨嗣昌接到谷城县令阮之钿的上书,言明张献忠在谷城大肆招兵买马,修戈造器,掠夺富户钱粮,颇有准备再度起事的可能。
四月间,房县知县郝景春也上书杨嗣昌,请求派出兵马,彻底围剿招降的小秦王白贵、托天王常国安、事反王杨友贤、关索王光恩等流贼。
两名知县的上书,使得杨嗣昌更加坚定了彻底剿灭流贼的决心。
四月下旬,杨嗣昌上奏崇祯皇帝,指出招降的张献忠、白贵、常国安等流贼必然再度造反。
恰好此时整个九边之地没有任何的战事,崇祯皇帝当即同意了杨嗣昌剿灭流贼的奏疏。
四月底,杨嗣昌与熊文灿在经过一番密谋之后,准备抽调大批军队秘密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想以迅雷掩耳之势歼灭谷城、房县等地的流贼。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杨嗣昌与熊文灿一边派人混进谷城与房县之地,了解张献忠与白贵等流贼的兵马强弱,又一边檄调入卫京师的甘肃镇总兵柴时华、宁夏镇总兵祖大弼及京营劲旅南下湖广。
但是,柴时华与祖大弼却以各种借口不肯南下。
杨嗣昌无奈,只好上奏崇祯皇帝,请求派遣新上任的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出师关、洛,向郧阳、襄阳地区移动。
随后,杨嗣昌又命四川巡抚傅宗龙统领川兵逼近郧阳,配合熊文灿麾下的总兵左良玉、张任学、陈洪范、龙在田等部,分路并进,包围谷城,准备出其不意的偷袭张献忠。
可就在杨嗣昌等人定下计谋,忙于调兵筹饷之时,张献忠也早已探到了官军的举动。
于是,张献忠决定先发制人,提前起事造反。
五月初九。
张献忠率领流贼重新起事,轻而易举的攻占了谷城,随后打开仓库,释放囚犯。
谷城县令阮之钿被逼无奈之下,只得服毒自杀。
张献忠在攻占了谷城之后,立即在城内各处街道及墙面张贴告示,宣布自己的起事,全都是因为熊文灿的逼迫,并公布了熊文灿及其他官员索贿的钱财数量及时间。
张献忠的这番举动,就是要彻底的揭露大明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也表明自己的起事是正义之举。
随后,张献忠领兵西进,前往房县,准备与白贵、常国安等流贼集聚。
而此时的房县,白贵与常国安等流贼也已经起事,攻占了房县。
至此,朝廷招抚流贼的局面彻底破坏,且官军偷袭流贼的计划也宣告失败。
五省总理熊文灿顿感大祸临头,立即向崇祯皇帝密疏自辩,但却遭到了当朝言官的弹劾。
崇祯皇帝悔不当初,下旨革去了熊文灿的所有官职,并令其戴罪立功。
熊文灿在收到崇祯皇帝的旨意后,心中大呼庆幸。
为了尽快剿灭流贼,戴罪立功,熊文灿不审时度势,就强行下令给总兵左良玉,命他率领官军进剿流贼。
而左良玉向熊文灿反应,如今张献忠已经向房县移动,且房县一带尽是大山,路途险阻,运粮不易,实在不宜进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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