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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权威易手与秩序重建（第1页）

一、天下瞩目之强势集团

新政时期是袁世凯集团高度发展并开始左右朝政的时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列疆吏之首。他以清末新政为契机，彻底接受消化了李鸿章遗留下来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力量，延揽国内外大批有用人才，重用回国留学生，将一些新鲜血液注入到本集团的肌体之中，广泛示好封疆大吏与接近朝中权贵，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军事官僚集团的势力。在新政中，袁世凯集团将军事、经济、教育、洋务、巡警等事业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大批人才蜂拥至北洋门下，一时至于直隶成为中国的模范省，“各行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1]，“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焉”[2]。袁世凯集团在此期间高度发展，其集团班底基本上渐趋稳定下来，积累了雄厚的人才、政治、军事与经济资本，并且开始左右朝政。所有这一切，皆为该集团从地方走向中央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这是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此消彼长的关键。

清末新政是在庚子事变的危机条件下出现的，出发点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达到国家富强自救的目的。在新政浪潮中，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大调整时期。此时此刻的袁世凯集团，在很多场合和时候，均能窥测时潮的趋向，切合时宜地注重兵农工商方面的实务。袁世凯身为军人，却甚懂政治，有较为丰富的行政经验和实干作风，僚属中也不乏受过西式教育的秘书、顾问及具体操作人。尽管袁世凯本质上是地道的旧派人物，但和顽固派相比，他有时又似乎相当维新。正因为如此，袁世凯集团才会不失时机地借势壮大，并赢得了国内立宪派人士、朝野旧式官僚及其西方列强的好感，不断进取，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在新政这一过程中，袁世凯利用担任直隶总督兼八大臣这些重要职务之便，以直隶为基地，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经验，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在积累了一定程度的治理国家的经验与能力的同时，也开始了向中央问鼎的更大权力野心的转变。

（一）振兴经济的措施使袁世凯及其集团赢得了广大工商业者的拥护和支持

新政期间，袁世凯在直隶省率先推行比较完整的振兴经济的措施。他认为富国裕民之道，在“农、工、商务三者”[3]。针对八国联军入侵以后直隶省各地民生凋敝的状况，他认为“宜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如虎狼，局所虽多，徒滋纷扰。”[4]将兴商视为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袁世凯认识到中国商业不振是因为：“良商畏避官吏几如虎狼，自保弗暇，奚暇远谋。”[5]“如欲切实整顿，必须办理商务者扫除在官习气，使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并在各商萃聚之处，设立商会，分举董事，经纪其间，遇事联络声势，通力合作，以与洋商相角逐。有害则官为除之，有利则官为倡之。其有抑制凌铄者官为保护之，其有财力不逮者官为助成之。办理商务人员，又须常历各口，随时接见诸商，讨论中外商务情形，访询利病，相机兴革。又须与出洋人员，互通声息，协筹合谋，始可日有起色。”[6]为此他屡次申明所属官吏应力任保商之责，消除官场隔膜，上下齐心努力，促进商业发展，并以“滋民扰商”为由撤去十几个地方官吏的官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天津商务局设立，继之又分立商会。努力做到：“官与商可呼吸相通，商与商可臂指相使。有弊则易以革，有利则易以兴，有限于财力权力者，则为之扶掖以助成之，有受人抑制陵轹者，则为之纠察而保护之。”[7]这样，直隶就形成一个适合商家发展的宽松环境，官商之间有了融洽的关系，商业振兴也就有了希望。

与此同时，袁世凯集团对直隶省的工业、农业和教育的发展也不遗余力。袁世凯认识到：“欧、美、日本以商战立国，而于农业、工艺精艺求精。”[8]袁世凯认为中国应先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纺织业，进而扩展到其他轻工业部门，然后再扩展及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随之直隶率先创办工艺局、考工场和劝工陈列馆研究制订商品制造之法。经过苦心经营，到1907年直隶成为“新政舆兴之地”，“有如旭日之东升，为全国所瞻式”。直隶尤其天津的工商业得到较全国为先的发展，出现了官商合办企业以振兴地方经济的热潮。袁世凯富于灵活性的经济政策大大刺激了直隶全省工商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近代化生产产生的巨大效益和高额利润反过来又吸引着他发展工商业的热情。他任命自己的亲信周学熙为商务总办，创办一些实力较强的近代化企业，如著名的启新洋灰公司是以官款垫付，分批偿还，周学熙负责经营。这些企业从生产到利润分配都萌生愈来愈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构成后来袁世凯集团强大实力的经济支柱。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督直期间在维护资产阶级和民族权益方面做过很多的努力。开平煤矿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被英商以欺骗手段夺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他任命周学熙等人积极筹款，准备设法收回。后来他亲自“诘查数月，辩论多次，几乎舌敝唇焦”，最后代表清廷申明无论如何“亦断不能作为英国公司”[9]，并要求清廷对主持出卖的张翼“严加查办”。同时，他还交涉成功“山海关内外铁路，外人同时交还中国管理”。京汉铁路权问题也是在袁世凯的支持下，邮传部断然声明，无论如何评断至如何地位若干时期，均不得因此丝毫阻碍宣统元年正月一号（1909年1月22日）中国收回该路路权。向帝国主义国家表明了以往中国政府从未有过的强硬态度。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首倡建筑京张铁路并保奏詹天佑主持设计与建筑。这样，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遂成于京张群山峻岭之间。在处理这些涉外事件中袁世凯还注意保护正在发展中的民族经济，这也因此赢得了广大工商业者的衷心拥护。

（二）改革政治的主张和措施赢得了国内立宪派的信任和拥护

直隶“新政”取得瞩目经济成就的同时，袁世凯极力推行的地方自治也颇有成效。早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前，他就设立“宪法研究所”来进行法理研究，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留学生金帮平等拟定自治章程，在全国各督抚中首先创办自治局。袁还要求司法衙署“设官分治”，实行司法独立，培养熟谙法律的人才。更有意义的是，天津创办的地方自治，还进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普选，凡有资格的居民均可参加选举议员，这次老百姓参政的尝试较之经济发达的上海初办自治时尚不敢试行普选相比，显然更为激进。这些政治改革的尝试得到了国内立宪派的大力支持，袁世凯从中争取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袁世凯在直隶的势力扶摇直上之时，清王朝却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力图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二是国内立宪派集团随着自己经济势力的壮大也不再甘心像往日那样生活下去，希望通过比较稳定的手段在清廷内部进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变革，进而从中获取渴望已久的权力。他们鉴于袁世凯集团在新政中的非凡政绩及其在当时国内政坛上的地位，在立宪浪潮一开始就迫不及待地吁请袁世凯出山，认为他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合适的疆吏。张謇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致袁世凯的一封信中把袁世凯与明治维新时期重臣伊藤博文、板垣等人相提并论，忙不迭声地呼唤他出马。张謇是清末资产阶级工商业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和许多民族工商业者一样，希望袁世凯能代理他们推动比较激进的改革。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张謇急切地告诉袁世凯：“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10]既劝且诱。他如此这般费尽口舌，正反映了当时一般工商资产阶级的心态。既想夺权，但又苦于势单力薄，于是只好依靠袁世凯这样有进步倾向的地方实力派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此时袁世凯审时度势，也感到权力转换的时机已到，他一方面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拥戴表示接受，另一方面着手问鼎中央政府的权力机构。袁世凯奏请简派权贵赴欧美各大国考察政治，以为立宪的张本。清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议，派出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出游。随后他看到立宪潮流愈来愈高涨，有一发不可收之势，认准这是清廷未来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可以借此博取各方政治力量更广泛的拥护，同时自身的利益也毫不受损，因此，他要求立宪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但预备立宪的方针确立并不是他的全部目的，他是为了以此为幌子去向清廷索要更多的权益。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袁世凯主张设立责任内阁，向清廷的君主专制政体发起了攻势。这次改制虽然失败，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方案却是代表了立宪派的改革纲领。改制之初，立宪派报纸就竭力怂恿袁世凯进军责任内阁，而改制失败后，国内立宪派首领张謇立即致书袁世凯云：“自七月十三日朝廷宣布立宪之诏流闻海内外，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而十三日以前，与十三日以后，公之苦心毅力，如水之归壑，万折而必东。下走独心喻之。亿万年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系公是赖。小小波折，乃事理所应有。以公忠贞不贰之心，因应无方之智，知必有屈信尽利者。伟哉足以伯仲大久保矣！”[11]将袁世凯比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大久保利通，未免誉之过甚。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的所作所为确实得到了国内立宪派的赞许，并被引为同类。也正是从这次改制以后，国内立宪派开始对袁产生好感，倚为柱石。这一点对于宣统年间以至于民国初年的政局走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袁世凯的复出与就任内阁总理过程中，张謇等立宪派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徐世昌、那桐；而在民初排孙拥袁活动中，国内立宪派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责任内阁之争所引发的以袁世凯集团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满洲贵族的争夺权力的斗争，从此贯穿了清末最后几年，而且愈演愈激烈，最终加剧了清末政局的急剧动荡，导致了清王朝的迅速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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