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水道的永历一行算是得到了友好接待,但走陆路的总兵潘世荣一行就没这么幸运了。
潘世荣一行先于永历等人一日(三月十七日)到达缅都阿瓦城隔河对岸的达赭。
这九百多人、九百多匹马的突然到来,引起了缅甸国王极大的不安,他对臣下说:“此等非避乱,乃是阴图我国耳!”发兵袭击,砍伤砍死了不少明朝将佐官吏,失去了抵抗的全都强逼为奴,分到各寨住户人家,供其主人役使。
这些明朝官员在莫名其妙间就被整得妻离子散,家产荡尽,失去了人身自由。
一些人气愤不过,干脆一死了之。
其中,内使江国泰、总兵姜承德、通政司朱蕴金等人就自缢死于树上。
有一些人在缅甸的屠杀和劫掠中逃出,但资财被夺,身无分文,只能沿江乞讨,最后流浪入了暹罗(泰国)。
其中,明宗室岷王之子为首的八十余人,就是漂泊到暹罗去了。
一个多月后的五月初七日,缅甸当局才把永历帝及其随从由井梗移到曾经悬挂着江国泰、姜承德、朱蕴金等人尸体的地方——赭。
在凶杀现场的原址上,缅甸人用竹子围造了一座“城”,城中里面建草房十间,以和为永历的宫垣。其他随行官员“自备竹木”建房,为其栖身之所。
这样,永历君臣在缅都阿瓦城郊的赭地过起了流亡生活。
缅甸当局虽然同意永历入境避难,但自始至终都没有给予正式的官方接待。
缅甸国王和永历帝一个住在城里,一个住在城外,近在咫尺,却从没见过一面。
开始,缅甸当局还是提供了一些援助物资的。
永历君臣仍以宗主国自居,称赞其“进贡颇厚”,永历帝看了看自己携带积储,想回赠一份厚礼,也就是史书上常提到的“赏赐”,但缅甸官员却以“未得王命,不敢行礼”拒绝了。
永历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像样的礼物,也只好算了。
永历入缅,自以为躲过了清兵的追杀,可以长命百岁、快乐地生活下去了。
这其实是个下下之策。
且不说弱小的缅甸在关键时刻能不能提供应有的保护,你永历政权号称是大明正朔,就应该负担起复兴重任,现在,你这样无声无息地躲了起来,躲到了蛮荒异域,不但消失于全国所有抗清队伍的视线之中,也消失于全国人民的视线之中,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认为你已经死了,不存在了,就会解除了与新兴清朝的武装对抗,自动融入清朝统治下的社会中去。另外,你带领了这一票本应为复兴大业出谋划策的人马到这儿一躲,这些人马无事可做,终会过上醉生梦死的偷安生活,不可避免地从沦落走向灭亡。
事实也正是如此。
永历君臣在缅甸安顿好不久,便陆续有大批南明兵马投降了清廷。
先是四川乌撒军民府土知府安重圣、云南景东土知府陶斗、蒙化土知府左星海、丽江土知府木懿等及各土州县对明朝心生绝望,派人携降书入昆明。
接着,闰三月十八日,南明延长伯朱养恩、总兵龙海阳、副将吴宗秀等,引兵自四川嘉定出建昌,千里迢迢前往云南求降。
不久,德安侯狄三品、艾能奇的儿子艾承业、张明志、丁有才、总兵冯万保及白文选部将王安等人也引兵从建昌出降,狄三品将坚拒不降的明庆阳王冯双礼捆绑起来,上呈清廷以邀功。
四月十一日,原明副将孙崇雅、游击陈报国、郭之芳、张玉、叶世先、张应虎等则引兵自南甸出降。
五月十六日,原明叙国公马惟兴、淮国公马宝与将军塔新策、李贵、焦宏曹、贺天云、曹福德、单泰征,还有已故汉阳王马进忠之子马自德,他们携众四千三百三十七人、马一千四百七十一匹,渡澜沧江出降。
五月二十八日,原明公安伯李如碧、宜川伯高启龙,总兵刘镇国、都督佥事王朝钦,各率两千余人、马三千匹,自丽江边外出降。
这之后,孟津伯魏勇袭、永昌侯张应井、岐山侯王会、总兵杨成、赵武、邓望功、万致元、王敬、韩天福、王朝兴、旷世宰、胡九鼎等率众四千一百一十五人降。
还有,南明永历政权东阁大学士张佐宸、户部尚书龚彝、兵部尚书孙顺、侍郎万年策、大理少卿刘泌、兵科给事中胡显降清。
总兵杜子香及属下一批官员缴印扎求降,叙州、马湖二府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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