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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部分（第1页）

，前三句话是咱迁就他们，后一句也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如果要让咱们象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

11月16日，赵承绶偕其参谋处长续志仁，换上便衣，到达白壁关。次日，楠山秀吉身着便服，在苏体仁、梁上椿陪同下，也到达白壁关举行会谈（即第一次白壁关会谈）。据赵承绶回忆，会谈前他同苏体仁进行了一段谈话：

苏秘密问我：“老总（指阎）是真诚和日方合作呢？还是应付一下？如果只是应付，我好想应付的办法。如果真诚合作，就认真安排合作办法”。我按照出发前阎锡山和我谈话的大意，对苏做了说明，并向苏探询日本方面能不能拨给些粮款以及武器弹药等。苏说：“看情况，只要老总能早日通电脱离重庆，进驻太原或孝义，这些事是可能办到的。”我又探询：“日方是否有合作诚意？苏说：“日本人是想依靠老总的，华北方面的局面，只有老总才能撑起来。只要老总能回到太原或者北平去，华北方面就会稳定下来。问题就看老总怎样做了。”我依照阎锡山事前嘱咐的话对苏说：“老总进驻孝义和太原，暂时还不能做到，因为在后方的兵工厂和眷属一下子不能迁回来，为了不惹人注意，必须逐步设法向前方移动，那就需要时间。而且目前时机还不够成熟，条件也不够充分，只有从长计议。

关于会谈内容，因只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并无文字记载。据赵承绶回忆：根据阎锡山所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四项原则，要求日方先给山西军队装备30个团，所有武器、弹药、服装、粮饷及兵员均由日方供给。楠山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试探阎锡山的意图，并未提什么具体条件，对于赵所提的要求，根据田中隆吉的授意，口头上完全答应，但又说须待回太原后，再商量决定，并且表示只要阎锡山“诚意合作，一切都好办”。会谈结束后，赵承绶即回克难坡复命，阎锡山听后表示满意。

日军为加速诱降阎锡山，又于12月间，主动将孝义西之兑九峪、胡家窑、高阳镇、如来村等据点，让给阎锡山的骑兵第1军接防，名之曰：“让渡”。当该军接防上述据点时，阎锡山又指示温怀光亲率骑兵第1、2两师，仍以“佯攻”方式，向空中发射枪炮，以示用兵力“收复失地”，来掩饰与日军勾搭的真相。但是万没想到，阎的这种“假戏”，竟弄巧成拙，触怒当地日军。日军认为阎军这种行径，有伤“皇军”威信，不肯按期“让渡”。阎军只得向日军再三道歉，才算了事。

1941年3月，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偕同温怀光再到白壁关村，与日军举行第二次会商，其目的是想了解前次会谈提到的装备问题能否兑现。阎嘱咐赵说：“你这次去，可以带上亮三（温怀光字）一起去，要他和对方见见面，以后有许多事他就可以直接联系了。”并且说：“如果对方把孝义让给咱，咱就可以解决一部分粮食问题。你可用‘联系更方便’为理由，尽力和对方交涉，我看可以办到的。”　。。

二、与日勾搭（4）

4月7日，双方进行谈判（即第二次白壁关会谈）。楠山因此事尚未作出决定，避不出席，派驻汾阳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参加，并从北平特约与阎锡山有旧交的老特务林龟喜参加。

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如下：

（一）日、阎双方必须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前线部队彼此友好往来，互派人员联络，不得发生冲突。

（二）离石——军渡（黄河东岸）公路以北地区，对*之进剿，由日军负责；离军公路以南，汾阳、孝义以西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可以实行“会剿”。

在协议之后，赵承绶按照临行前阎锡山的嘱咐，以与日军“联系更方便”为理由，要求日军将孝义县城让给阎军接防，作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条件。宫内表示同意，但须向太原军部请示后再作决定，并且邀请温怀光派高级军官到汾阳与日军“联欢”。

尔后日方经过研究，于6月同意将孝义城“让渡”给阎军，但附带声明，为了双方友好，阎军不得再沿用对双池、兑九峪的“佯攻”故技，不得对外宣传说将孝义城“攻下”，再次损伤“皇军”的威望。否则，日军将断然将城收回。

这样，阎军骑兵第1军军部和所属骑兵第2师师部，即进驻孝义县城。骑兵第1师、骑兵第4师都驻扎在附近村庄。

阎锡山对日军将孝义让出颇为满意，曾对赵承绶说：“这次对方把孝义让给咱”，“可以征到不少粮食，一县可抵晋西四五个县，还可以伸展到平遥、介休边上”。但是，阎锡山又认为，驻防孝义后，“共产党会大大宣传咱和日本人妥协、投降，”并且“可以直接打咱们”，“对咱很不利。”　他深恐温怀光应付不了这个局面，因此，令赵承绶将第7集团军总司令部由隰县移驻孝义。

从此，日阎之间，信使往来，更加频繁。阎锡山与日军的勾搭，遂成为公开的秘密。因而，引起了日本中枢政要和日军首脑机关的重视。陆军省、兴亚院、中国派遣军一致认为：对阎锡山的招抚，“是瓦解重庆将领中最有希望的工作。”以后，楠山的继任者岩松义雄和花谷正，“运用各种对华谋略”，作了更大的努力。从岩松义雄同年6月28日致阎锡山的一封信，可见一斑：

回顾过去北洋派之全盛时代，余为一青年将校，作为坂西顾问之助手，在北京非止一次有幸得拜阁下。尔来久违。余（近年）屡于华中执勤，南北隔绝，不能聆教，徒至敬仰二十余年！

余今奉大命，来至（与您）声息相通之地，却干戈相见，这种现状，个人衷心感到遗憾。

然毁于一旦之邦交，经由以兴亚之大局为重的中日同志之手，使和平建国之气运已与日共炽。由于余多年敬畏之知友汪先生等贵国有识忧时之士的努力，基本邦交调整方案也已走上轨道。不久前汪先生访日得以实现的确值得庆贺。特别是近来，余之同志田中少将已开始与阁下谈判讨共和平与山西之安定开发，恰于此时余奉命至晋赴任，乃余之最大欢乐与幸福。余曾在上海服务期间与许崇智、张继、居正等西山会议派诸友、更与黄郛、张群先生等交谈，说服在南昌之蒋介石从背面帮助过清党运动，余从当时就是一个彻底的*主义者，并非主张绝对需要讨共之今日始。幸阁下和汪先生共为中日百年大计，在*阵营合作，高举兴亚建设大旗，使贵国南北救国同志一齐奋起，此重大影响自不待言。而且讨共为名正言顺，和平为燃眉之急，余以为不应逡巡徘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与日勾搭（5）

试观今日世界战争之前途已渐明了，和平推迟一日招致十年损失。贵国为抗日战争所倚之外力今其果如何？英、美、苏均为其本国之安危，穷于苦思焦虑，无暇他顾。阁下夙善明察，今何空殉蒋之愚策！岂不闻大义灭亲？愿阁下以济万民于涂炭，救中国于未倒为己任。并请静观世界战争之推移和隆隆日本之实力。

以阁下之智德兼备、声高望重，此际正该决然英断、讨共反蒋，非余一人之希望，当为中外人士所赞赏。我明治维新之历史，由尊王攘夷而开国进取，其事可鉴，祈下决心。

余非强以此诱惑阁下，相信您的正义会同我等在讨共和平的大道上阔步前进。若此则大东亚之兴废、贵国之将来究用何良策，敢不仰听阁下垂教？余诚愿化干戈为玉帛。

与阁下在太原城头举杯赏月观花，谈爱国安民、救产拓荒之道，其乐如何。当就任之初，和、战等重大政策之抉择余当次第安排。文拙而意未尽。书中或有不敬之处，尚请原谅。余之真意切烦贤虑明察。

暑热之时尚希保重，匆匆顿首。

阎锡山上述活动表明，他逐渐从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日向“和”日转变。这一转变既有阎锡山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各种客观的因素。就前者而言，阎锡山抗日、联日的真正目的都是为了求得自存。正如他的亲信南桂馨、赵承绶所说：“阎锡山对日本是亦勾亦抗。”　就后者而言，则较为复杂，一是国民党政府抗日的败退，使阎锡山对抗日失去信心，同时，蒋介石对阎也有看法，曾欲调他出任西北行营主任，驻南郑或天水。阎锡山想要挟日本向蒋介石讨价还价。二是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发动政治攻势，以所谓“谋略”诱降政策达到“和平”灭亡中国的目的。因而，日本对阎锡山采取了亦打亦拉的政策，企图通过拉他离间他与重庆政府的关系。由此不难看出，日方的主动诱降，是阎锡山抗日态度转变的主要因素。

“汾阳协定”

两次白壁关会谈后，日本军方认为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取得了成绩。于是陆军省于1941年5月下旬派田中隆吉以兵务局长的身份二次来到太原，代表内阁和陆军省主持对阎工作。日本北支派遣军（驻北平）司令官冈村宁次也不甘落后，派其特务参谋茂川秀和来到太原，插手对阎工作。田中和茂川到太原后，要求阎派赵承绶来太原商谈。

阎锡山不愿贸然派赵承绶去太原，诡称赵患伤寒病不能前往，7月3日，仍派刘迪吉前去。刘于7月5日到达太原。为了联系方便，日军提供给刘电台一部，因刘是译电员出身，可随时向阎锡山汇报有关情况，这样，日、阎之间首次实现了电台直通。

接着，田中与刘迪吉开始谈判。阎锡山通过电台让刘迪吉向田中提出如下条件：

（一）防共合作以打倒蒋介石为基本条件；

（二）为维持山西纸币价值，贷款5000万元；

（三）为充实山西军（现在兵力6～7万）的实力（当前以30万为目标），供给步枪10万枝，轻机枪二三千挺，大炮300门；

（四）以上述办法加强实力后，马上宣言*讨蒋，联合各地将领，为完成目的而迈进，其次另方面劝告蒋介石全面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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