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半天,都是别人认为,你自己没有事!”
“我没有事,也不能说没有事,有许多错误。”
“都有什么错误?”
“我借给别的犯人棉衣,拉拢同犯。”
“拉拢同犯干什么?”
“什么也没有干。”
“是不是叫他们当交通(特务机关传递情报的人)?”
“当交通,他们不懂得。”
“关梦龄你是不是认为你不说,就可以混过去?”
“这样吧,政府把我的活动计划说出来,我承认好了。政府宽大就宽大,不宽大也没有关系,现在枪毙了,我已经多活了六年。”
“你要坦白,自己说!政府不能替你坦白。”
“我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给我加什么罪,我都接受。反动也好,顽固也好,我是承认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抗拒!”万科长又批评我。
我停了一下,没有说话。旁边那几位干部也都困倦了。我心想,白天都忙了一天,晚上又到这陪审,结果什么也没审出来。他们一定认为我很顽固。我想了一下说:“报告科长,我先回去,明天我写一写,写完了你看看,不行再说。我这件案子,也不是个小事,反正一天两天结束不了。天太晚了,我支持不了,腿也疼起来了。”
这位科长往沙发上看了一下。有几位干部也说:“先叫他回去吧。”
“关梦龄,你回去好好想,老实写!”
回到监号,我把今天的审讯仔细地分析了一遍,知道他们手中什么也没有,审讯的词句很空虚,一听就是硬要东西。我最后脱身的那几句话,是想试一试,如果他们不叫我回来,那是有证据的,放我回来就证明他们什么也没有。我说回来写,搭了个台阶。我如果总是“不知道”,“我什么活动也没有”,那就不好下台了。我这样一说,暂时收场。我躺下来,心里很坦然。心想,他们这是何必呢?不敢往我身上乱加罪,又不肯对我放松。事缓则圆,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日子多了就会好转。
早晨起床,一看脚脖子破了,我说:“这怎么办?挺疼!”
“找医生,怕办不到。”这是李万金说的。
他说找医生办不到,我倒要试一试。我拿张纸写了一个条子,交给班长。我想,如果医生来看,那我还有一定的重要性;如果置之不理,那就如同一般犯人。一般犯人脚脖子卡破了,根本没有治的。条子交给班长,班长回来对我说先等一会儿,上班医生就来。这里有犯人医生,有政府人员的医生。一般犯人,都是犯人医生诊断。我这伤不知什么人来看?早饭后,一个女医生来到监房!她叫我坐在门口,给我清洗了伤口,上了药,用绷带扎上。走时还说后天再来换药。她走后,李万金说:“这是李典狱长的爱人,她是不给犯人看病的,你是个例外。”
“我的案子严重,犯人医生不能与我接触。”我这样说,但心里感到事情越来越好办了。
天天提审,写材料,忙得不亦乐乎。抽出时间还要写检讨书。我的检讨是这样写的:第一项、拉拢同犯,企图不轨,在1953年秋,借给反革命犯方锡志毛衣一件,又借给邹达棉袄一件,造成小圈子;第二项、破坏生产,浪费原材料,在劳动中,多用胶浆,违反增产节约的号召;第三项、心怀不满,抗拒改造,对政府人员的教育,背地发牢骚……共有三十五项缺点。写完之后,交给管教科。以后补充说明一件事:在监号与犯人谈天时说,犯人在监中现行反革命活动应当镇压。这个问题可能反映错误。我予以解释,并找出几个犯人作证明。
晚上灯不亮,什么也不能写。我与刘克敏、李万金两个人聊天。他俩知道很多犯人的案情,没事他俩就谈这些。比如刘克敏说:“大厨房姓苏的,因为入洞房判了三年徒刑。”
我一听感到奇怪:“怎么回事呀?”
“成亲他没有房子,借住他大姨子的外屋。入洞房时,两口子一上床,他老婆一叫唤,他把嘴给捂上了。捂了半小时,后来一看,他老婆不吱声了,没气了!死了。这就判了三年。你看糟不糟,洞房事儿还没完,就抬死人,预备棺材。”
“咱们隔壁住的那个小子,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天天哭,天天唱,叫人不得安静。他是个乡下唱小戏③的,因为放火,判了三年。他是唱花旦的,留个大背头,长得像女人。他刚入监不在这儿,在别的地方。他装女犯,入了女监,在女监里住了好几个月,有好几个女犯叫他给划拉了。后来发现,给他加刑到八年,送他到第一劳改队。在第一劳改队,别人去劳动,他请病假在家,他把别人的烧饼、酱肉偷吃光了,于是又把他关在小黑屋子禁闭。禁闭室有一个犯人姓王。姓王的有东西给他吃,就把他 奸了。这才把他调来。他每天报告班长,问那个姓王的能不能来这里,班长批评他无耻,他笑一笑。”
盗窃犯、破鞋、女人贩卖毒品……许多想不到的犯罪事实。听他们一说,我知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都汇集在这里。真想不到,我与这些人在一个监狱改造。
11月17日下午,刘科长与万科长把我提到监房办公室,对我开导一番,叫我把自己的错误再好好想一想,写出来。不要有悲观失望的想法,对于外来的材料,还要好好地写。没有再追问什么。同日下午,张管教员也把我叫到监房办公室,样子似乎很关心似的,叫我好好想一想。
我说:“我的精神已心劳日拙,脑筋这几天受刺激太大,等几天我精神好一些,我一定能想出来。我有什么反动计划,什么反动组织,我一定全部交待。这方面我不会装孬,我相信政府能掌握一切。”
给了我几张纸,叫我写。回来后,我根本没有写。就这样了,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监房的班长对我都很关心,使我感到有些人还能对犯人循循善诱,不是非镣即铐。戴这副镣对我起什么作用?只能引起我的抵触。如果依靠这副镣叫我低头,那只是表面的。这副镣可以把我脚脖子磨破,但不能叫我内心敬服。不知道将来在长春监狱的管教工作总结里会怎样把我写进去?
六监的那几个号,仍然在就寝后过堂,脚镣子直响。我想他们这个案子很危险。这五个人如果走陈兴芝的路,后果不堪设想。
11月21日晚饭后,万科长把我找到监房办公室,匆忙地对我说:“今天晚上开大会,叫你在大会上坦白一下,坦白之后政府处理你的问题,你先写个提纲,不要有顾虑。”
给了我几张纸,我只写了一张纸的提纲,还未写完,又提我到办公室,万科长说:“写提纲来不及了,你上去斟酌情形说吧。”
一个班长把我领到橡胶厂,进入管教员室。我一看干部都在这儿呢。大家都很严肃地看着我,一声不吱。万科长又对我说:“你怎样说,看你改造的程度了。”
我心想,在这种场面我会自己找倒霉?乱说那就不应该了。我被领入会场,橡胶厂犯人全在。车间门口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广播器,我一看便明白了,这是全监大会,中心会场设在这里,别的厂子也要收听。这个规模不小,所有的犯人都望着我,特别注意我戴的镣子。
叫什么会我忘记了,大会开始后宣布:“由罪犯关梦龄坦白!”
我走到播音器前面,开始讲话:“我叫关梦龄,反革命罪犯。长春解放前曾充军统特务,长春督察处督察长。为非作歹,万恶多端,长期效忠蒋帮,反对人民革命。在长春曾由我率领特务杀害人民政府地工人员四十多人,收集解放区情报数百件,血债累累,死有余辜。长春解放后,迫于形势,向人民政府自首。经过政府再三教育,始坦白罪恶,检举别人,有点滴表现。政府本着改造人类的伟大精神,对我予以宽大,未予处死,送我到长春监狱改造。本应戴罪立功,积极争取,奈因过去反动成性积习太深,在监中进行现行活动,阻扰同犯,破坏生产,不满政府,抗拒改造。初步检讨严重缺点三十五项,这些缺点,多数是现行犯罪。自己认为,在监中不能立功赎罪,反而进行现行犯罪,理应受到严厉惩处,我本着不论有多大罪恶一定老老实实向政府坦白,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今后,我一定认罪服法,接受政府教育,安心劳动,彻底改造自己。”
我说完了,袁副科长讲话:“方才关梦龄的坦白,你们都听到了,他有三十五项现行活动,他自己大胆地坦白了。政府宣布:对关梦龄这样大胆交待现行活动的罪犯,不予处分,现在给他下镣!”
班长早已预备好了锤子,给我下镣。脚镣子下了之后,袁副科长又说:“与关梦龄相反,不交待自己的现行活动的罪犯钱文华予以镣押。给钱文华戴脚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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