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隔壁房间看见了你的孙子和曾孙,”列夫说,“队伍可真壮大啊!”
格雷戈里说:“这是我一生的幸运,你怎么样?”
“我从没喜欢过的妻子给我生了个女儿,一直跟着我的玛伽给我生了个儿子,我这次带来的就是玛伽。对于我的两个孩子,我都难说自己是个称职的父亲。我从来没有你的这种责任感。”
“有了第三代吗?”
“三个孙子孙女,”列夫说,“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流行歌手,还有个黑人。”
“黑人?”格雷戈里很吃惊,“这是怎么回事?”
“傻瓜,这种事多了去了。我儿子格雷格——顺便说一句,我给他起了你的名字——睡了个黑人姑娘。”
“他可比我这个叔叔厉害多了。”格雷戈里说。两个老人都笑了。
格雷戈里说:“我过了惊心动魄的一辈子,随部队席卷冬宫,打倒沙皇,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纳粹的侵略面前保卫了莫斯科。我和沃洛佳都成了将军。我对你很是愧疚。”
“对我有愧吗?”
“你去了美国,无法得到这一切。”格雷戈里说。
“我绝对没有抱怨。”列夫说。
“我甚至得到了卡捷琳娜,尽管她痴情于你。”
列夫笑了:“我得到了上亿美元。”
“是的,”格雷戈里说,“总的看来你吃亏了。列夫,我感到很抱歉。”
“没事,”列夫说,“我原谅你。”他的话里有嘲讽的意味。但坦尼娅觉得外祖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沃洛佳舅舅进来了。他穿着将军制服,显然正要去参加军队里的某个仪式。坦尼娅震惊地意识到这也许是沃洛佳舅舅和生父的第一次见面。列夫看着眼前从未谋面的儿子。“格雷戈里,”他说,“他和你很像嘛!”
“但他是你的儿子。”格雷戈里说。
父子俩握起手来。
沃洛佳什么话都没说,似乎深陷的感情漩涡让他完全说不出话了。
列夫说:“沃洛佳,你没了我这个父亲,但失去的并不是很多。”他抓住儿子的手,上下打量起来:沃洛佳穿着锃亮的军靴、红军的将军服,身上戴着一排军功章。他有一头灰白的头发和一双能看透人心的眼睛。“但是我想我失去了很多。”列夫说。
离开外祖父的公寓以后,坦尼娅陷入了思索。她考虑着布尔什维主义在哪儿出了错,格雷戈里外祖父投入全部精力和理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会演变为暴政。她走向公共汽车站,准备和瓦西里碰头。在车上,坦尼娅回想起革命的最初年月,她很想知道列宁废止布尔什维克报刊以外的一切报纸杂志是不是苏联犯下的最关键的错误。这意味着此后所有的不同意见都得不到传播,固有的一些观念得不到挑战。戈尔巴乔夫被允许在斯塔夫罗波尔做一些改革的尝试,但这只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戈尔巴乔夫这类人很少能得到施展才干的机会。坦尼娅是个记者,觉得自己可能过分“以自我为中心”地强调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但她又觉得,批评报道的缺乏的确是各种形式的压迫越发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
瓦西里已经回来四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精明地恢复了以往的生活。他在农业部策划了一个场景设置在集体农场的广播教育系列剧。广播剧除了描写不忠的妻子和不听话的孩子外,剧里的角色还讨论一些农业的生产技术问题。系列剧里描写了不听莫斯科建议的懒散农民,敢于挑战党的权威、考试不及格被朋友们抛弃的歧途少年。这个广播系列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瓦西里借此回到了莫斯科电台,住上了政府分给认可作家的一套大房子。
两人的会面是私下的,不过坦尼娅经常在工会会议和朋友聚会中碰到瓦西里。他早已不是1972年回来时的那个活死人了。他增加了不少体重,气色好了许多。四十五六岁的他虽然不可能恢复电影明星般的英俊,但脸上的皱纹却为他平添了几分诱惑力。他的魅力依然和被捕前一样大。每次坦尼娅见他的时候,他总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她们不是瓦西里三十来岁时围着他转的十来岁无知女孩,但这些三十来岁的女人也许就是之前的那些少女:她们穿着高跟鞋、长筒袜和时髦的衣服,用苏联很难弄到的指甲油、染发膏化妆,个个都非常漂亮。
坦尼娅私下里每月见他一次。
每次他都会把正在写的小说的最新部分交给她,用的依然是在西伯利亚为了节省纸张练成的工整小字体。坦尼娅会把文章打出来,并在打字过程中改掉拼写和标点的错误。下一次见面时,坦尼娅会把打印稿交给瓦西里进行核对和讨论。
世界上好几百万人买瓦西里的书,但这些读者瓦西里一个都没见过。他甚至连西方报纸用外文印的书评都看不到。这样一来,坦尼娅就成了唯一能跟他交流作品心得的人,他如饥似渴地聆听着坦尼娅说的每一句话。她成了他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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