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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哥哥开始用自己创造的语言说话，是在十一岁生日之后。当小鸟叔叔懂事的时候，他的语言已经完成并确立。所以小鸟叔叔从没听他说过和父母、邻居阿姨以及广播主持人口中一样的语言，那种可以和任何人沟通的、理所当然的语言。

和其他孩子相比，哥哥的进度虽然有些缓慢，但还是学会了说话，也会练习写字。却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在几个月的沉默之后他忽然开始用旁人无法理解的语言说话了，这让母亲既吃惊又无措。母亲安慰自己说这是大脑发育过程中引发的暂时性混乱，是一种和幼儿期发烧一样的病症；又故意乐观地想，这也许是孩子戏弄大人的小玩笑，明天就会恢复正常。但她的愿望终究还是没能实现。不管过多久，“正确的”语言一直没有回来。

他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住院检查、精神分析、药物导入、言语训练、断食疗法、异地疗养……哥哥乖乖地听从着以母亲为首的成年人的指示，没有表现出任何厌烦的情绪。他用蜡笔画家人的画，喝很苦的药粉，别人说需要电流刺激，就默默地伸出头。但哥哥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想要治愈，只是不想让母亲承受更多的失望。

尽管母亲这样努力，哥哥的新语言非但没有显出颓势，反而更加逆势茁壮成长，迅速渗透他的内心。单词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文章也变得更加精美，语法开始形成规律。他的声带、舌头和嘴唇都学会并很快熟悉了新的发声方法，甚至比以前变得更加活泼。原来的语言已经静静离场。

母亲发现自己的惊慌无济于事之后，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并贯彻了更加谨慎的态度。她从不曾撕心裂肺地尖叫，也不曾泪流满面地恳求，更不曾破罐子破摔地对待他。明知无法对话，她却依然坚持和儿子说话，并拼命地去推测他在说些什么。她用了一生的时间，向儿子传达着她至情至深的态度。

而母亲唯一感觉到希望的，就是发现小鸟叔叔可以听懂哥哥说话的时候。就算语言发生了变化，兄弟两人依旧和以前一样凑在一起，陶醉在自己的玩耍世界里。那里没有混乱。

“为什么你能听懂？”

母亲问了无数次。但小鸟叔叔只是扭扭捏捏，不能回答。

为什么能听懂？在母亲辞世、哥哥也离开之后，小鸟叔叔时不时地还会回想起这个问题，但依然找不到贴切的答案。或者说，所谓的“听懂”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自己也分辨不清。对他而言，哥哥的语言就和身边的哥哥一样是真实的，光明正大，极为自然，没有任何掺杂疑问的余地。哥哥说出一句话，他的鼓膜就会形成相应的凹陷，接收到并根据两人之间的秘密信号进行结合。只能说，在出生之前，他们的鼓膜就定下了某种只有两人能够理解的约定。

不管怎样，托了这位能够听懂“两种”语言的小鸟叔叔的福，一家四口的对话虽显生涩，总算可以勉强进行下去。小鸟叔叔所扮演的其实并非翻译这种明确的角色，只是为谈话中不时出现的空洞架起一座小小的梯子，但这用来宽慰母亲的不安已经足够了。

与此相对地，父亲则束手无策，不知该如何应对出现语言问题的长子。在母亲积极采取各种行动的期间，他只是垂着眼睛，湮没在沉默的海洋中。父亲在大学工作，他尝试着去打通可能帮上忙的关系，找来一些学术文献，请来受过专门教育的家庭教师，但也就如此。最后，文献被堆在工作台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埃，家庭教师不到一周就辞职了。

在小鸟叔叔看来，父亲似乎有些畏惧哥哥。是因为自己的邪念才生出了这样的儿子？是上天试练自己能否参透儿子存在的意义……？他的脑海里充满这种念头，眼里只剩下惶恐和不安，没有一丝安宁。他没有做好接受某人揭发的准备，有时候甚至怀疑这个“某人”就是儿子而不住地打量儿子的脸。

父亲的避难所就是别院的工作室。不大的院子西侧有一个像是被勉强塞进来的别院，这个别院里只是一间铺了地板的小屋，窗楣、门扇和灰泥外墙都被肆意生长的藤蔓植物所覆盖。父亲的专业是劳动法，在小鸟叔叔的记忆中，他总是埋头读着什么书。小时候，小鸟叔叔很奇怪为什么自己的父亲总是低着头。

“爸爸做的是帮助劳动者的工作哦。”

每当问起父亲的职业时，母亲总是这样回答他。

“爸爸是在研究可以帮助劳动者的法律。”

但小鸟叔叔始终无法认同，他不认为那种关在狭小的别院房间里、埋首于书本的行为能够帮到什么人。他甚至怀疑，父亲低着头读书，根本就是为了避免与哥哥的目光产生交集。

从大学回来以后，除去吃饭，父亲基本上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别院。因为父母严格规定小孩不许进入那间屋子，所以小鸟叔叔也尽可能地不去靠近它，但还是会因某些契机透过爬满窗户的藤蔓缝隙看到屋里的景象。屋里堆满了书本，空气混浊，阴影重叠，尽管可以照到落日的余晖，却依然十分暗淡。除了一块用以书写的狭小空间以外，桌面被各种各样的东西占满。带扶手的椅子上有一块坐垫，坐垫已被磨薄，布套也起了球，无精打采地陷下去一块。这块凹陷是那么小，小鸟叔叔甚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原来父亲的身材那么瘦小啊。

吃完晚饭喝完茶以后，父亲就会站起身来，从厨房的后门走出去。留下的三人既不会对他说“走好”，也不会对他说“拜拜”。被隔离在院里绿色深处的小屋，是哥哥的语言绝对传达不到的空洞地带，它吞噬了父亲的身影。当别院的门关上时，父亲就成为了黑暗的一部分。

小鸟叔叔晚年的时候，时常会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哥哥的语言录下来。录音设备变得越来越方便，只要能够想到，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留下记录的。但和哥哥生活在一起的时间里，他没有产生过哪怕一次这样的念头。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使用者，哥哥与那种语言联系得是那么紧密，那么浑然一体，所以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将它们剥离开来单独进行录音。也正因为如此，每当小鸟叔叔回忆起哥哥，想再听听哥哥讲述那无比自由而又可爱的独创语言时，总会发觉无法实现。这时，寂寞成倍地增长。

不知什么样的经过，母亲曾尝试请语言专家来听哥哥的语言。儿子不是胡言乱语，只是我们听不懂罢了，在某个遥远的国度，有许多人真真切切地在使用这种语言，不知什么时候他悄悄地学会了，悄悄地……她想。也许是觉得哥哥发出的语言只有小鸟叔叔一个人可以领会，实在太令人伤感；也许是觉得哥哥只是天赋异禀，无师自通了一门罕见的语种。不管怎样，那时的母亲拼尽了全力。

作为翻译，小鸟叔叔也一同参加了那场拜访。那时，哥哥十三岁，他六岁。语言学家所在的研究机构坐落在一座遥远的海滨城市，需要搭乘近三个小时的火车才能抵达。那是母子三人一起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最后一次。

哥哥拿着一个小小的白色篮子，里面装满了重要（虽然并非出门必需）的东西。每经过一站，他必会“咔嚓”一声打开按扣，清点里面的宝贝。玻璃弹珠、小夹子、小碘酒瓶、卷尺、棒棒糖。先把玻璃弹珠放在阳光下看看，用小夹子夹夹自己的大拇指，再打开碘酒瓶闻闻味道，拉开一米长的卷尺再卷好，最后小心翼翼地摸摸棒棒糖的包装纸，小心翼翼地收好。清点完毕之后，哥哥就会把它们按照固定的朝向放回篮子里的固定位置，重新扣好按扣。

“没关系，不会丢的。”

母亲说。

“我们帮你看着。”

小鸟叔叔说。

但在抵达终点站之前，哥哥的清点工作一直不间断地重复着。

研究所是一幢古老又阴森的建筑物，两端排列着几扇门，黑亮的走廊长长地看不到尽头。母亲紧紧牵着哥哥的手，小鸟叔叔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后面。时不时地会跟一些人擦肩而过，没有一个将目光停留在这明显是外来者的母子身上。昏暗中，只有篮子的按扣闪烁着朦胧微光。

语言学家是个有点驼背的老人，说话声音又低又含糊。他显然并不欢迎三人的到来，母亲递上一盒作为手信的点心时，也只是露出一副厌烦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是呼吸器官有什么病，老人说话时经常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咳嗽声，仿佛喉咙随时都会破裂一样，让小鸟叔叔心惊肉跳。

不久，小鸟叔叔的注意力就被研究室桌上摆放着的录音设备吸引了，他把语言学家的冷淡和可怕的咳嗽都抛在了脑后。那个设备比他曾经见过的任何机械都更有魅力：大大小小的旋钮让人忍不住想转转看，左右摇摆的指针仿佛受惊的昆虫触角一般，磁带的曲线描绘着神秘，这些都俘获了小鸟叔叔的心。

语言学家将画有图案的卡片展示给哥哥看，并让他回答画里的是什么。

“勺子。”

“瓢虫。”

“草帽。”

“小号。”

“长颈鹿。”

哥哥用自己的语言回答。

这些卡片不知被语言学家翻开过多少次，每一张都褪去了鲜艳的色彩，沾上了手上的汗渍，卡片的背面还被贴上了几层固定用的胶带。瓢虫的一条腿不见了，小号的喇叭口中喷出了奇妙的污渍，长颈鹿的脖子折了，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

测试的内容实在太简单了，哥哥当然全部答对了，但知道答对了的人只有小鸟叔叔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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