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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成分问题（第2页）

牛和驴牵走了。

粮食装到布袋里背走了。

柜子箱子及被褥衣物搬走了。

被叔父看作比他的生命还宝贵的两大箱子书也抬走了。

像样一些的陶瓮瓦罐也搬走了。

1957年的全家福，后排左起母亲马翠兰、父亲凌尔文和二月河。前排左起大妹凌建华、三妹凌玉萍和二妹凌卫萍。

最后是一家四口人也走了。我们离开福字院，搬到了只有四间破瓦房的一个小院子里，它叫小南院……

这个家庭一下子从山上滑到了谷底，可谓一落千丈。

这个当口，也许还不知道，在破窑凉炕上，一条破被中全家取暖时，那种可怕的沉默过后，两位老人有这样一番对话。

爷爷：“彻底了。这个革命彻底了。”

奶奶：“再苦再难，咱不该用那个长工。”

爷爷：“有一个儿子在家，怎么也不会的。”

奶奶：“孩们都在外头革命。”

爷爷：“咱们得拥护革命。”

奶奶：“可我们以后生活怎么办？”

爷爷：“只要孩们在外好，咱们还能活几天？”

当时昔阳县的土改是搞得很极端的。几乎天天都有地主或富农被打死，打死就打死了，任何政府机关不能予以调查追究，也没有人敢于过问这些事，农民运动是高于一切的政治。

我在1969年入党，填的入党志愿书一片光明。

家庭出身：革命干部。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母亲：1944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姑父吕倜中共党员；舅舅马文兰中共党员；姨姨马佩荣中共党员……外祖父党的地下工作者、烈士；伯父凌尔寿烈士……阴暗面没有。我所知道的仅仅父亲是富农出身而已。

然而第一次填写志愿书并没有批准我入党。组织上找我谈话，那平日也是很要好的同僚，此时却显得有点矜持和庄重：“你还有一个姑姑，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不填进表中？”

我一下子蒙了，赶快写信（那时不可能打电话）询问父亲。父亲来信告诉我：确有一个小姑姑，叫凌尔婉，土改时被斗而死。他并且告诉我，这些负面的东西没有告诉我，是因为怕我受负面的影响，同时他还说，他给部队党组织写了信，详细说明了情况。第二次再填时，我仔细思量了这件事，并且加上了我对此“人民革命斗争”的积极评价。这时我还是不晓得，大伯母也是这时期自尽的。

土改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斗争也在不断升级加温。爷爷毕竟是“双抗属”，这一条谁也无法否认。父亲后来告诉我一件这样的事。有一次昔阳县搞了一个“献田大会”，爷爷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说自己过去剥削人有罪，把土地主动献出。爷爷在发言中间，另有一地主也想登台表态献田，被守台民兵从台上将他直捽出去——这是爷爷的政治待遇，不是每一个“分子”都能享受到的。还是来摘引我哥哥的《二月河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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