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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个世纪病的新患者（第1页）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欧洲资产阶级文学中出现了一群面目各异却声气相通的著名主人公，他们是歌德的维特、夏多布里昂的勒内、贡斯当的阿道尔夫、塞南古的奥伯尔曼、拜伦的曼弗雷德，等等。他们或是要冲决封建主义的罗网，追求精神和肉体的解放，或是忍受不了个性和社会的矛盾而遁入寂静的山林，或是因心灵的空虚和性格的软弱而消耗了才智和毁灭了爱情，或是要追求一种无名的幸福而在无名的忧郁中呻吟，或是对知识和生命失去希望而傲世离群，寻求遗忘和死亡。他们的思想倾向或是进步的、向前的，或是反动的、倒退的，或是二者兼有而呈现复杂状态的，但是他们有一个一脉相承的精神世界和一种息息相通的心理状态：忧郁、孤独、无聊、高傲、悲观、叛逆。他们都是顽强的个人主义者，都深深地患上了“世纪病”。“世纪病”一语是1830年以后被普遍采用的，用以概括一种特殊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状态，那就是一代青年在“去者已不存在、来者尚未到达”这样一个空白或转折的时代中所感到的一种“无可名状的苦恼”，这种苦恼源出于个人的追求和世界的秩序之间的痛苦对立。这些主人公提供了不同的疗治办法，或自杀，或离群索居，或遁入山林，或躲进象牙塔，或栖息温柔乡。

在这一群著名人物的名单上，我们发现又增加了一个人，他没有姓名，但他住在巴黎，他是维特、勒内、阿道尔夫、奥伯尔曼、曼弗雷德等人精神上的兄弟。他也身罹世纪病，然而，由于他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里，或者由于他具有超乎常人的特别的敏感，他又比他们多了点什么。这个人就是《恶之花》中的诗人，抒情主人公。如果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话，那么，当它站稳了脚跟，巩固了自己的胜利，开始获得长足的发展的时候，那“血和肮脏的东西”便以恶的形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恶之花》中的诗人比他的前辈兄弟们多出的东西，就是那种清醒而冷静的“恶的意识”，那种正视恶、认识恶、描绘恶的勇气，那种“挖掘恶中之美”、透过恶追求善的意志。

他的兄弟们借以活动的形式是书信体的小说、抒情性的日记、自传体的小说，或哲理诗剧，而在他，却是一本诗集。不过，那不是一般的、若干首诗的集合，而是一本书，一本有逻辑、有结构、浑然一体的书。

《恶之花》作为一本书的结构，不仅为评论家所揭示，也为作者波德莱尔本人的言论所证实。《恶之花》出版后不久，批评家巴尔贝·多尔维利应作者之请，写了一篇评论。评论中说，诗集“有一个秘密的结构，有一个诗人有意地、精心地安排的计划”，如果不按照诗人安排的顺序阅读，诗的意义便会大大削弱。此论一出，一百多年来，或许有人狭隘地将《恶之花》归结为作者的自传，却很少有人否认这“秘密和结构”的存在。其实，这结构也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从作者对诗集的编排就可以见出。《恶之花》中的诗并不是按照写作年代先后来排列的，而是根据内容分属于六个诗组，各有标题：《忧郁和理想》、《巴黎风貌》、《酒》、《恶之花》、《反抗》和《死亡》。这样的编排有明显的逻辑，展示出一种朝着终局递进的过程，足见作者在安排配置上很下了一番功夫。波德莱尔在给他的出版人的信中，曾经要求他和他“一起安排《恶之花》的内容顺序”。他在给辩护律师的辩护要点中两次强凋对《恶之花》要从“整体上”进行判断。他在后来给维尼的一封信中明确地写道：“我对于这本书所企望得到的唯一的赞扬就是人们承认它不是单纯的一本诗集，而是一本有头有尾的书。”结构的有无，不仅仅关系到法庭上辩护能否成功，而且直接地决定着《恶之花》能否塑造出一个活生生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一百多年来的批评史已经证明，波德莱尔得到了他所企望的赞扬，《恶之花》是一本有头有尾的书。不仅皮埃尔·布吕奈尔有理由将《恶之花》看成是一出以《忧郁和理想》为序幕的五幕悲剧，只是这序幕嫌长了些，而且我们还可以设想，倘若一位小说高手愿意，他可以按照同样的格局，不费力地将《恶之花》变成了一部巴尔扎克或福楼拜式的小说，因为这本书已经深刻而具体地“再现出精神在恶中的骚动”。正是这精心设计的结构，使《恶之花》中的诗人不仅仅是一声叹息，一曲哀歌，一阵呻吟，一腔愤懑，一缕飘忽的情绪，而是一个形象，一个首尾贯通的形象，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的形象。他有思想，有感情，有性格，有言语，有行动；他有环境，有母亲，有情人，有路遇的过客；他有完整的一生，有血，有泪，有欢乐，有痛苦，有追求，有挫折……他是一个在具体的时空、具体的社会中活动的具体的人。自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位对人类的痛苦最为敏感的诗人。

《恶之花》的这种结构，并不是从修辞学的意义上说的，而是指它所具有的内在的、有机的精神联系。这结构所以起到了使人物形象丰满充实的作用，乃是因为支撑它的基础是抒情主人公性格发展的逻辑及其精神世界的演化。美国学者雷欧·白萨尼指出：“波德莱尔强调他的书的协调性和整体性，提醒人们注意它有真正的开头和真正的结尾，这就要求人们对《恶之花》进行明显的主题性的阅读。这些诗将有一种可以鉴别的含义，其顺序将与一出悲剧走向结局的不同阶段相对应。”因此，《恶之花》的真正结构，在于展示了诗人为摆脱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而终于失败却又败而不馁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诗人的形象因此而呈现出异常丰富复杂的面貌，时而明朗，时而隐晦，时而裸露出真相，时而又戴上了假面。

波德莱尔说：“在每一个人身上，时时刻刻都并存着两种要求，一个向着上帝，一个向着撒旦，祈求上帝或精神是向上的意愿；祈求撒旦或兽性是堕落的快乐。”向上的意愿和堕落的快乐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选择了人心作为主要的战场”。而《恶之花》中的诗人，恰恰被波德莱尔选作了“战场”，在他身上展开了一场上帝和撒旦、天堂和地狱的争夺战。波德莱尔无须求助他人，因为他就是《恶之花》中的诗人，他自称：“波德莱尔先生有足够的天才在他自己的心中研究罪恶。”我们不必天真地把《恶之花》径直视为作者的真实自传，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确是把自己“全部的心，全部的温情，全部的信仰（改头换面的），全部的仇恨”都灌注在那个诗人身上了，而这个诗人将毕生在对立和冲突中挣扎。

《恶之花》这个书名就是对立的，在强烈的冲突之中蕴藏着“恶中之美”；诗集的第一部分称为《忧郁和理想》，也是对立的，成为全部《恶之花》借以展开的出发点和原动力；许多篇章的题目是对立的，例如《快乐的死人》、《惬意的厌恶》、《伤心的甜言蜜语》等等；许多篇章由对立的两部分组成，如《坏修士》、《被冒犯的月亮》、《破裂的钟》、《吸血鬼的变形》等；许多诗句本身是对立的：“哦污秽的伟大！崇高的卑鄙！”（《你把全世界放在……》），“使英雄怯懦，使儿童勇敢”（《献给美的颂歌》），“天使醒了，在沉睡的野兽身上”（《精神上的黎明》），“这就是她啊，黝黑而明亮”（《黑夜》），“啊！灯光下的世界多么地广大！回忆中的世界多么地狭小！”（《远行》），等等；此外，用互不相容的形容词形容同一件事物，也表现出某种对立，例如“真理之井，既黑且明”（《不可救药（二）》），“可爱而阴森”（《瓶》），“可笑又崇高”（《天鹅（二）》），“残酷而美妙”（《好奇者的梦》），等等。这种对立和冲突出现在《恶之花》从整体到局部、从内容到形式的各个层次上。然而，《恶之花》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发生在两个世界之间：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和诗人理想的世界，魔鬼的地狱和上帝的天堂，就是说，黑暗与光明，忧郁与解脱，沉沦与向上，疾病与健康，也就是说，假与真，恶与善，丑与美。

《恶之花》受到法庭的追究之后，波德莱尔说：“就一句渎神的话，我对之以向往上天的激动，就一桩猥亵的行为，我对之以精神上的香花。”这是他为自己提出的辩护，却也离实情不远，只不过前者是具体的、实在的，而后者是抽象的、虚幻的。

纵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恶之花》中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丑恶、冰冷、污秽、黑暗的世界，它还有一个相对立的世界，一个美好、火热、干净、光明的世界。那里有深邃的高空，那里有“纯洁神圣的芳醇”，“啜饮弥漫澄宇的光明的火”（《高翔远举》）；那是“赤裸的时代”，“那时候男人和女人敏捷灵活，既无忧愁，也无虚假，尽情享乐”（《我爱回忆……》）；那是“一个慵懒的岛，大自然奉献出奇特的树木，美味可口的果品；身材修长和四肢强健的男人，还有目光坦白得惊人的女子”（《异域的芳香》）；那是“那边”，“那里，一切只是整齐和美，豪华，平静和沉醉”（《敦请远游》）：那是“童年时代所爱的绿色天堂”（《忧伤和流浪》）；那是“故乡美丽的湖”（《天鹅（二）》），“远方的绿洲”（《谎言之爱》），“大理石、水、金属”的世界（《巴黎的梦》）；归根结蒂，那是“未知世界之底”，可望在那里发现“新奇”（《远行》）。这是个虚无缥缈的所在，却正是诗人向往和追求的地方，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他只是希望离开他生活的那个世界。在这两个世界的尖锐对立之中，孤独、忧郁、贫困、重病的诗人写下了他追求光明、幸福、理想、健康的失败记录。他的呼喊，他的诅咒，他的叛逆，他的沉沦，他的痛苦，他的快乐，他的同情，他的不安，他的梦幻，他的追求，他的失望，都在这种现实与理想、堕落与向上、地狱与天堂的对立和冲突这中宣泄了出来。这种对立和冲突是贯穿《恶之花》的一条主线，沿着这条主线，我们看到了，诗人身处泥淖之中，却回想“远方的绿洲”；涉足于地狱之中，却向往在天堂里飞翔；跟着撒旦游乐，却企望着上帝的怀抱；总之，“生活在恶之中，爱的却是善”。正是在诗人挣扎于这种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之中，他的形象才被灌注了血肉，被吹进了生命，被赋予了灵魂。同时，这一形象的全部复杂性、深刻性和丰富性也被袒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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