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不是懂得中国文字历史意义的人,也不会懂得篆刻的意义。
古今印史中说:“夫印者,所以示信传后也;善则传,不善则否。知此,则知所以修身矣。”所以从事篆刻的人,和用印的人,都要有人格作背景,然后其印能传,这印也方有意义;这是和中国的书法是一样的。譬如岳武穆写的字,或用过的章,传到现在,当然是我们的国宝了。倘使是秦桧的书法,或秦桧所刻所用的印章,即使现在还有,我想也是没有一个人肯出重价来购而珍藏的。秦桧的诗词,或者也许有好的;但岳武穆的《满江红》词,却妇孺皆能歌唱。而秦桧的文字,传下来的,只有“莫须有”的一句口语,并且就连这句口语,也是因岳武穆而传的。
援此例而来讲篆刻,我们第一也须问这从事篆刻者的人格;我的想介绍印人张斯仁先生的本意,也就在这里。
梅县张斯仁先生,自幼就喜欢从金石录古名人印谱中摹学篆刻;及长,虽亦从事于商贾,然而其介如石,非义之财,是不屑取的。
抗战军兴,本于艺人有一技之长者,都应报国之义,张先生在荷属各地,曾刻印三千,全数助赈,现在到了新加坡,他也正在作刻印助赈的盛举。
我虽则不懂书法,不懂篆刻,但对于李阳冰所说的:“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谓之神;笔墨之外,得微妙法,谓之奇;艺精于一,规方矩圆,谓之工;繁简相参,布置不紊,谓之巧。”这四法,倒也略能领得他的大意。神奇二字,如香象渡河,羚羊挂角,说近玄妙,自是程度的问题;我对张先生所刻的印章,还不敢具体地说,到了怎么样的境界;可是他的工妙,我想是看过他刻印,或见过他所刻的印的人,都应该承认的。
张先生自己也说:“每当工作时,犹如身临大敌,觉得一股抑郁不平之气,尽会聚在铁笔的尖锋,凝神运气,愈刻愈觉得有劲儿。”这是力的表现,也就是强敌侵凌我国的这时代精神的反映。
在星洲,讲究篆刻的人,恐怕不多。这一次,或者会负张先生的盛意,在星洲购印助赈者不如荷属各地那样的踊跃,也说不定;但无论如何,张先生的这一点一艺报国的热心,却可不问助赈的成绩如何,而使他不朽的。
在这一次民族解放的大战争中,领导我们作战的首领,与卫国捐躯的大小无名烈士,以及罄其所蓄之几角几分,来捐输国家的一无名苦力,在抗战建国的功勋史上,所占的是同样的地位。张先生的篆刻,是有与此同等的人格,在作他的背景的,他的印的传与不传,就可以从此地来下断语。
在这里过事夸扬的话,我可以不说,我只想把张先生的艺,和他的那一颗赤诚的心,介绍给星洲爱好篆刻的同人。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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