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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向以木版水印的笺纸闻名于世。笺纸也称诗笺,或信笺,专指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纸上印以精美、浅淡的图饰,作为文人雅士们传抄诗作或信件往来之用,统称笺纸。它集诗、书、画、印于一体,具有国画的韵味。每张笺纸,可称是一幅微型国画,很具清新、淡雅,画面又常用典故,笔简意深,传统文化的意蕴浓郁。把笺纸中的佼佼者加重颜色,集结成册,即成笺谱,既是书房中清玩鉴赏之物,又是后人借鉴制笺传统、发展木版水印艺术的重要资料。
印制笺纸是荣宝斋1894年开业后的主要生产营业内容。自1896年在其东侧的井院胡同2号设立了帖套作后,就开始自己印制笺纸,有画家刘锡玲绘的《聋道人百种时笺》、《七十二候笺谱》和《二十四节气封套》。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他们刻印了大量新风格、高品位的笺纸。据郑振铎所记,他在荣宝斋就见到了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吴待秋的梅花笺,齐白石、王梦白等人合作的壬申(1932)、癸酉(1933)笺,仿成亲王的拱花笺等,有“似较清秘(阁,西琉璃厂另家历史悠久的大南纸店)为精”的评语。正因如此,1933年鲁迅、郑振铎在北京搜集编辑的《北平笺谱》6册330种中,由荣宝斋刻印了65种;还被委以负责全谱汇总、装订。1935年荣宝斋自己编印《北平荣宝斋诗笺谱》,一函两册,收入笺纸200种,罗振玉为函套题签,溥雪斋给扉页题名,寿石工作序,高度评价。可见当年盛况和影响。
1935年重刻《十竹斋笺谱》,是荣宝斋制笺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由于《北平笺谱》的成功,鲁迅、郑振铎决定委托荣宝斋重新刻印明代著名的《十竹斋笺谱》,共四册,笺画261幅(应283幅,缺22幅)。从1934年开始,包括勾描、刻板、刷印、装订,历时七年,1941年才全部完成。鲁迅并没有等到全笺完成就谢世了,但他在1935年春收到《十竹斋笺谱》第一卷时,喜悦至极:“我虽未见过原本,但看翻刻成绩的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怕也未必有此刻工和印手。”郑振铎的评语是:“持较原作,几可乱真。”后郑又获得另一版本,有缺失之22幅画作中的21幅,仍缺卷四香雪八种的最后一幅梅花,用王宗光临摹的代替,总算凑齐。至此明崇祯十七年(1644)刊成的《十竹斋笺谱》目录上的283种笺画全部重现于世。这些都是在原老店经理王仁山的主持下完成的。1952年新荣宝斋按全目重新刻印,之后又几次再版,最后一次重印是1999年,都保持了原版的韵味,达到原有艺术水平。
1951年又出版一部《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两册,笺画200幅,齐白石题签,叶恭绰扉页题名,郑振铎作序,高度评价。后又有1955年出版的《荣宝斋诗笺谱》四册,收笺画200幅;1958年重刻《北平笺谱》;还出版过《梅花喜神谱》等。他们除了出版笺谱外,还印制了大量应市的笺纸。初步统计,自1896年后,他们印制的笺纸,至少在两千种以上,大多为名家所绘。以《十竹斋笺谱》为代表的木版水印制笺技术,升华到历史最高水平。在20世纪后的百年中,尽管我国社会发生了大动荡和大变革,荣宝斋的制笺业始终不辍,实践出真才,这方面他们有极大的提高发展。
荣宝斋的笺纸,木版水墨套印的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是后来他们向木版水印名家名画进军,攻下一个又一个难关,达到出类拔萃的世界水平的基础。没有当初的笺谱笺纸的刻印,焉能有后来成就那么高的名画古画的木版水印的大量复制,从而使中国优秀传统艺术发扬于全世界。
事实上,荣宝斋在木版水印名家大幅画作的首次尝试,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张大千从西南后方北上重返北平后。张与荣宝斋的王仁山经理友情深厚,王提出为张的新作《敦煌供养人》木版水印,以广为流传。张开始不大信任,以为荣宝斋印点小幅信笺尚可,也乐于为他们画点这些方面的作品;大幅作品恐难以胜任,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同意他们一试。不想功毕事竟,效果奇佳,以至张大千一时也难以分辨真迹和复制。这是木版水印技师田永庆的努力成果,也是他们试印大型国画精品的开端。木刻水印此画可能没有批量生产,却积累了经验,为八年后开始大规模印制木版水印的徐悲鸿、齐白石和其他当代国画大师的名作奠定了基础。而张大千极少绘制信笺纸,却多次为荣宝斋专作信笺画稿,供木版水印。
笺纸制作与木版水印名作(2)
到20世纪40年代末,荣宝斋的业务陷于风雨飘摇中,维持尚且困难,无力再开辟新品种。公私合营继而国营后,实力大增,又谋思开发新品种。这时徐悲鸿看到他们印制的《齐白石画集》,大为赞赏。一天下午,他拿来他的杰作《奔马》,对经理侯恺说:“一个英国朋友想要这匹马,但这匹马我也很喜欢,有点舍不得,不知你们可不可以用木版印一下,再送给他。”侯经理立即表示可以试试。随即领他到刻印车间,看了勾、刻、印全过程,徐增强了信心。半个多月后,新荣宝斋的首幅木版水印的徐悲鸿的《奔马》就印成功了。徐先生非常满意,还谢绝稿费,并在开始售卖时亲笔签名以示支持。后来他又拿来一幅《马》,对经理侯恺说:“这幅《马》我觉得还不错,只是这条后腿长了点,有没有办法给修修,再印。”侯恺说:“这容易,复制勾画时,把他缩短些就成了。您看去掉多少合适?”徐先生用手指甲在那条显得长些的马腿中间上下画了两条印。印制中,徐先生不时来观看,当他看到试印出《马》的局部样张时,高兴极了:“修改得简直天衣无缝,真是好手艺。中国画一笔下去就见效果的,发生一些笔误在所难免,往往整幅画看上去还很好,可是有一笔发生笔误,去也去不掉,很影响情绪和效果;丢弃了吧,又可惜,很矛盾。用这种方法,可加可减,就把笔误给补正过来了,这真是一门好技术。”
自木版水印徐悲鸿的《奔马》大获成功后,荣宝斋没有停步,继续在木版水印名画上努力,步步迭升。在20世纪50年代,荣宝斋先后印制了徐悲鸿的《芋叶双鸡》、《鱼鹰》、《漓江春雨》、《风雨鸡鸣》等共18幅画、大小不同规格版本20多种。他们在齐白石的具体指导下,又成功地完成了其水墨画《白茶花》的木版水印。完成后,把原作和木版水印画放在一起,难分轩轾,连白石老人也说:“分不清,分不了。”之后白石老人的很多作品,都经荣宝斋木版水印化,得以广泛流传。故有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是靠“徐、齐起家”之说。其实,好多名家的画作也早就被荣宝斋木版水印化,如吴作人的《鹰击长空》、《金鱼》,黄胄的《新疆舞》,吴冠中的《故乡》等等。
木版水印名画的原理与刻印笺纸相同,但工艺要复杂得多。虽也源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饾版”套印,却与笺纸等一般套印有所不同。它是根据画稿笔迹的粗细曲直、圆润刚柔,设色的深浅浓淡、向背阴阳,进行分版勾摹。分别刻成若干块木版,然后对照原作,由浅入深逐笔、逐色地依次叠印,力求逼肖原作,精准无误,足可乱真。其工艺程序包括勾画、刻板、刷印三个过程:一、勾画:由画师先分版分色,即把画稿上所有同一色调的笔迹,刻在一套木版内,画面上有几种色彩即定成并做出几套版;然后按照分就的套数用墨线勾在一张透明的纸上,并要求把画面深浅浓淡的层次和笔墨情趣如实地反映出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活,要求勾画者有相当的国画修养,甚至自己也是画家。二、刻板:刻者先将勾好的透明纸反贴在较坚硬的木版上,参照原作,细心领会作者作画用意、画面情趣,依据墨线,持刀如笔,惟妙惟肖地把原作技艺、神韵雕刻在木版上。这也要求刻者在国画上有相当的修养,还须刻工精湛。三、刷印:各分版刻成后,根据原作的纸、墨、色等用料和神韵,依次逐版套印成画。这和传统的木刻水印的各种画作没有大区别,但印的是名家名画,与一般的套印年画不同,要求刷印者也要掌握一定的绘画技巧,在充分了解勾描、刻板工艺后,再用刷印技艺,以轻重有别的手法,追摹原作风貌,传达原作精神。荣宝斋店堂中高悬的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木版水印的精品画作,就是经过这三个程序制作出来的,最后再精心装裱。
他们在当代画家的名作的印制上硕果累累,但觉得不能仅此而已。当时画作价格不高,再大量木版水印,售价更便宜,对繁荣国画创作也有不利的一面。他们就把目光移向著名的古画精品上。这类作品流传在世上很少,往往被收藏家或博物馆珍藏,一般爱好者难得一见。若能选择一些古代名画使其木版水印化,而使更多的人能欣赏到、悬挂在堂中,那是极有意义的。早在徐悲鸿先生在世时,鉴于他们在木刻水印画作上的突破性成就,曾建议他们刻印制作任伯年的作品,更促进了他们复制古代名画的决心和信心。
1954年,他们成功地印制了清代王云的绢本山水《月夜楼阁》,填补了1300年来雕版绢本印制的空白。1956年木版水印著名古画《簪花仕女图》成功,国家曾把此画的木版水印品作为国宾礼物赠送。之后,荣宝斋对古代名画的木版水印步前进,由小而大,由单幅而巨幅名作,步步迭进。在单幅精品中有《马远踏歌图》、宋代的《出水芙蓉》、宋代刘松年的《秋窗读易图》等。20世纪80年代,则以相当精力进行中国大型著名古画的木版水印化,先后有《韩熙载夜宴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清明上河图》成功问世。这三幅巨画的木版水印可不简单,不可能像当年初制徐悲鸿的《奔马》那样,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都是反复研究捉摸,费时费工,刻板几千块,刷印几千道,历时数载才成功面世。
笺纸制作与木版水印名作(3)
《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顾闳中作。顾是南唐李后主李煜在位时的画院画师,擅画人物,《韩熙载夜宴图》全卷包括五段,有46个神态各异的人物,以及当时的屏风、床帐、桌椅和饮宴器皿等,如实地艺术地记录了当时社会上层的豪华挥霍生活。画作全部用青绿、朱砂、赤金等重彩敷色,显示出宫廷画的华贵豪奢。在技巧上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关于此画还流传有一个故事:韩熙载是南唐大臣,和李煜在政见上有所不合,引起李后主的猜疑,遂命顾去韩府看看,顾回来画了一幅画,表明韩就是饮宴享乐,没什么政治打算,去掉了李后主的猜疑,化解了君臣矛盾,彼此你作你的词,我喝我的酒,最后把南唐江山拱手让北宋赵匡胤灭掉。可是顾闳中为后世留下一幅传世名作。
荣宝斋木版水印复制此画,历时八年,雕刻木版1667块,印制时使用与原件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贵颜色。由技艺精湛的技师陈临斋临摹勾描,张延洲刻版,孙连旺刷印——人们看到这惊世的作品,不能不言及为其费尽心血的制作人。此作只印了30幅,供各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此画出色地复制印成,标志着中国传统艺术——木版水印画的新发展。
《韩熙载夜宴图》的复制成功,促使荣宝斋向复制又一部中国古代巨作,唐人张萱绘、宋徽宗赵佶临摹的著名古画《虢国夫人游春图》进军。此画原件已是国宝,在复制前还要再一次临摹,由溥雪斋先生高足冯惠莲女士临摹于20世纪60年代。临摹本的气韵、线条、色彩效果完全能与原本媲美,是冯氏临摹生涯中的铭心绝品。为了追求临摹品形神双具,与具体描绘细节一点儿不走样,有时竟为一根线条、一块敷彩、一束发髻,反复修改多次,废寝忘食在所不计。摹本的成功为木版水印的勾、刻、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勾描择套由著名人物画家李伯实先生担任,他将此幅画分勾出500套版样。因画面上的人物服饰、马身、鞍鞯,多为繁密而细腻的图纹,且间有断裂或脱落,在勾描时必须反映出这种残损而又含蓄自然的原有效果,才能在刻印之后,重现古典作品的风韵。李先生巧运妙笔闯过了第二道难关,但未及全部竣稿而离休,再由木印大家之女方工接续完成。负责雕版的张延洲,已有《韩熙载夜宴图》雕版的成功经验,再次以刀代笔,将此卷的各种曲折、粗细、刚柔不同形态的线条,雕镌于坚硬的黄杨木上。刻板过程中,也要反复审读原画,对照原作进行修琢,力求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原作的笔墨情趣,栩栩如生的人物和环境的内部和外部特征。张先生在绘画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能刀笔如一地进行雕版再现的创造性劳动。印者王玉良经验丰富,持木版刷印有年,擅印绢本,曾独自印制《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后印《虢国夫人游春图》,历时数年,敷色印染,实非易事。如画中那匹雄健的黑色骅骝,色深而又滋润,墨色还有变化。他据原本的敷色特点,先掸印赭色,再印以掺着花青、胭脂、藤黄的深墨,反复压印,直至酷似原作。画面的人物眉眼、服装纹饰、鞍具马尾的线条,俱呈织细而又柔韧的状态。刻在木版上的线条,有的细如头发,如何印出与原作一致的效果,王玉良凭手感,以绘画用笔掸色的手法,创造性地进行布色,获得逼真、乱真于原作的艺术效果。
此画的木版水印件,1992年春正式面世,若从临摹原本算起,几位修养精深的专家倾注全力,前后断断续续历时二十多年,终于以木版水印复制出在《中国绘画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著名古画《虢国夫人游春图》。荣宝斋自此件起,重大作品的复制性创造,专门设置了整体策划和责任编辑的职务。此画由孙树梅担任此职。取得成功经验后,孙氏又用之于宋代传之千古的名画《清明上河图》的木版水印的复制上,担任责任编辑和设计。
北宋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是盖世奇珍、画中瑰宝。更为少见的是这是一幅超长卷民间风俗画:高厘米;长厘米,卷前有宋徽宗赵佶的题跋和用印,后幅有金、元、明13家题记,印记90方,另半印6方。此画原为清宫收藏的珍品。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宫时,将此画携出,后藏于长春伪满宫内。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势力作鸟兽散,此画和其他许多珍贵文物一度散失民间。后被辽宁博物馆发现《清明上河图》,将其收回。1954年文化部将此画调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1973年重新揭裱,这就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之后将这幅名画长卷交荣宝斋以木版水印复制出版,就提上了日程。
荣宝斋组成了一个技术力量最强的班子。勾描是魏惠兰、萧刚,刻版是张进申、苏志生、崇德福,印刷是徐新友,装裱是贾双凤,装帧是王学春。从他们当时的工作照片看,男士穿的还是的卡中山服,时间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人员年龄都在50岁左右,显然是荣宝斋5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一批新的技术骨干。此卷的题跋部分只选用了原来13家中的最主要的两家复制。共雕刻木版2150块,历时七年多。长卷著名古画《清明上河图》,以十分逼真、传神于原作的巨画,呈现在广大民众面前,不能不让人拍案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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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纸制作与木版水印名作(4)
荣宝斋向以木版水印著名画作享名于世,为国内外的人们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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