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光禄寺卿黄华则要革职,右通政使杨思忠会提拔到左通政使,而下官太仆寺卿朱大器会外放地方出任巡抚。
虽然京察还没有开始,但一些事情早已经悄然推动。
时间到了三月,京察的结果如期出炉。
此次考察两京官员及地方督抚,在公布结果之时,看到此次京察竟然罢免官员达到八十六人之多,当即引起了一片哗然。
只是在细看名单之时,很多官员则是释然,毕竟这八十六人中,徐党残部和山西帮便占了大半,像刑部左侍郎徐陟被罢官则不会有人异议。
经过这小半年的清查,查抄徐家的工作亦是已经完成,所抄得的财物价值远在严家之上。
正是基于这个基调,徐党和山西系官员在京城几乎是没有了容身之地,或被外放地方或被罢免官职。
借助京察的这股风,亦是开始冠冕堂皇地完成了大清扫。
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希烈是地地道道的词臣,曾经主持过顺天府的会试,前程可谓是不可限量。若是不出意外的话,将来有机会入阁拜相。
只是王希烈因为是徐阶的门生,当年亦是得到徐阶的提拔和栽培,哪怕王希烈不在京察之列,却是被平调到南京翰林院担任侍读学士。
如果说国子监还有一些权限,但到南京翰林院确实是彻彻底底的养老,却是已经没有前途可言了。
跟着王希烈相似的命运还不少,哪怕是贵为词臣,凡是跟徐阶有牵扯的官员亦是纷纷被外放地方或南京养老院。
此事倒不全是林晧然党同伐异,而是徐阶富敌严家的家财被查抄出来,跟着徐阶关系密切之人自然要受到牵连。
值得一提的是,若不是文渊阁大学士张居正是隆庆的帝师,单是他跟徐阶的这份关系,恐怕亦是无法再伫立于朝堂之上。
虽然张居正现在保住了位置,但其声誉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毕竟没有徐阶的提拔,张居正又怎么可能从翰林侍讲学士两、三年工夫便入阁拜相,甚至张居正进入裕王府讲学亦是徐阶推荐的结果。
正是如此,张居正不仅失去了徐阶给他留下的徐党政治资源,甚至已经失去了问鼎首辅宝座的可能性。
只是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崛起的势头变得势不可挡。
京察和抄家结束后,整个朝堂仿佛打开束缚在华夏身上的枷锁般,华夏的经济宛如苏醒的巨龙虎视眈眈地望向了海洋。
随着上海、宁波、福州、广州和雷州打开海外航线,致使大量的商品流向了东海、南洋和西洋,从而换得源源不断的金银和其他国家的商品。
越来越多的华夏地方势力或勇于探索的冒险者扬帆远航,便是追逐着海外的财产,致使开海已经变得不可逆转。
另一方面,联合商团成为华夏民族的开拓者,在澳大利亚深深地扎根,将最优质的铁矿石运回大明。
终究而言,这是一个大航海的时代,而华夏想要真正的崛起,那么就要乘风破浪,取得航海时代所带来的机遇。
四大市舶司都履行着他们各自的职能,面对着越来越多涌向海外的商品,他们的进项正在填补着大明财政的亏空。
哪怕一直依附在大明身上吸取精血的宗藩禄米,尽管隆庆迟迟不肯下决心改制和削减,但大明财政的改善同样显而易见。
时间悄然来到六月,在林晧然操纵全局之下,整个大明朝越来越专注于发展,慢慢地呈现着一副盛世的景象。
正如那位伟人所说一般“发展才是硬道理”,随着大明越来越重视发展,很多矛盾变得不那般的尖锐。
昔日为了争水而两村械斗,只是随着红薯、土豆耐旱作物的推广,加上各地的手工业发展,让地方解决矛盾的手段变得更加的温和。
隆庆在受李芳的提醒后,一度有意将南京礼部尚书赵贞吉叫回来制衡林晧然为首的内阁,但却是遭到了赵贞吉的拒绝。
倒不是赵贞吉不愿意谋夺礼部尚书乃至入阁,而是他自知现在的百官是以林晧然马首是瞻,自己回到京城还要跟以林晧然为首的内阁打擂台,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以现在的朝堂形势,早已经失去跟林晧然为首文官集团分庭抗礼的土壤,而今的文官集团是空前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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