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浪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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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孔德成先生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并且有维持“大成至圣先师奉把官府”的能力，他何苦来抓住这份“津贴”不放？台大教授、师大教授、国大代表、总统府资政。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这些荣于华衷的职务难道还不够他的？他又何苦来再沾祖宗的光？

沾个不停？孔德成先生之有今日，依他自己后天努力固然很多，但是靠他祖宗先生荫庇也委实不少，孔夫子说得好：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孔德成先生若能想想他老祖宗的话，他该知道他可以“知‘止’”了，他似乎该和张天师一样，也可以歇歇了！

我妄想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国土上再也没有靠祖宗吃饭的人。穿过一个学历史的人的透视，我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妄想。历史上，多少“父死子荫”的类似局面，如今倒了；多少“传宗接代”的世袭皇朝，如今也倒了。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任何“万事一系”的美梦到头来都将归于一场迷梦。在迷梦未醒之前，时代的倒车，回光的返照，只能显示靠祖宗吃饭者的悲哀——那没有独立人格的悲哀！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十八日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六十九期（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台北出版）。关于张天师在明清以来失宠的情形，有两段小文献：

一、清人王世祯《池北偶谈》卷二：〔明穆宗〕隆庆中，江西守臣言：“张氏职名赐印，不载典制，宜永裁革。”诏革去“真人”之号，以为上清观提点。〔神宗〕万历初，复之。相沿至今，无厘正者，使与衍圣公，公然位列何哉？

二、清人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一：张真人于〔清仁宗〕嘉庆十年（一八0五）入觐。时值亢旱，命之求雨，不验，镌级。

先是上意革除道教，因每岁端阳，大内各宫殿正梁，均有黄绮朱符，乃真人遣神将所悬；其尤异者五月初一子正，各殿皆悬符，不知其从何而来，至初五日亥正，则俱杳矣！有此灵迹，遂贬而不革。祷雨不应，盖不敢违天也！

二十　十三年和十三月

一个小孩子，在十三年来慢慢长大，在十二个月里快速的投射他的力量，使台湾文化界有一点小小的波澜——这是我二十六年来所收割的一个“奇遇”。一些朋友对我这个“奇遇”感到兴趣，我也愿意在目前这种流言满天下的时候做一次自剖，好教人知道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如何在台湾受教育、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闷里奋斗挣扎、如何向他的读者们呈露他自己的真面目。这是一个自传性的故事，我最好从十三年前开始。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上海撤退前不久，我家搬到台湾。

那时候我十四岁。在战乱中，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来得及领，却进了两次初一（最初在北平市立第四中学，只读了一个多月，就逃难了；到了上海，改入市立缉规中学，读了不满一学期，又再逃难；到台湾后，我跳班考进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他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捐者愈猖，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到了历史系，我真的安定下来。除了每学期终了要硬着头皮敷衍一阵考试外，其他时间，我就乐得自由自在自己读书，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园草地上，直谈到天明。然后诸豪杰一一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烧饼油条基金，大家再共襄盛举，最后的早餐一毕，纷纷做鸟兽散，各梦周公去讫，或是留给潜意识去做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了。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优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高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准；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问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垦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刊。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是在去年十一月一号发表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十三个月了。十三个月来，我给《文星》写了十五篇文字，给《传记文学》写了一篇，总数虽不过十六万字，风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直朝我头上飞来，大有“折杀奴家”之概！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写文章。在认知上，我有相当的理智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太能驾驭我情绪上的自由自在，在情绪上，我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表现这种狂热的办法在我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是犬儒式（Cynic）的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欢有几分侠气的人物，田光、侯赢、朱家、郭解、王五一流人，他们虽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们的片羽吉光却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好营养；在后者，我喜欢第欧根尼（Diogenes）、喜欢伏尔泰（Voltaire）、喜欢斯威夫特（Swift）、喜欢萧伯纳（Bernard　Shaw），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这种激情使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颧预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

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急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觉得上了年纪而又没有朝气的人，实在应该有鼓励青年的雅量。我说这话，并不是建议他们纷纷走上日本传说中的“姥弃山”，自杀以谢国人。我只是觉得他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神经兮兮，中国绵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这一代的老不争气的人颐养天年的！老不争气的人实在应该痛感于他们的落伍与失败，死心塌地的缴出棒子或收起老调，至少不要再想拦路，大模大样的教训人。何况在目前的现状下，由于人浮于事粥少僧多，青年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实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十年代、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稍后的青年人，摆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与境界比较宽广，一个学成还乡有志教育的人，弄到个中学校长干干并不是难事（我父亲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学教员，生活的优裕也远非今天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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