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购物中心是方圆数英里中最大的一个,有时候十分拥挤。我看着脚步匆忙的人群,不由得自问:他们有没有谁可能在我那张陪审员名单上?我怎么才能从100万人中找出那92人呢?
绝无可能!我只能利用现有条件,尽力而为。我和戴克根据陪审员调查表,迅速制作了摘要卡片,我整天带在身边。
今夜我坐在这里,一会儿望望在购物中心里走动的人们,一会儿又看看掏出的摘要卡片。此刻我掏出的一张上,粗体字书写的姓名是R.C.巴德利。47岁,白人,管子工,高中毕业,家住孟菲斯东南郊。我翻过卡片,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记忆是否完全准确。结果一丝不差。我已经这样干了太多次,对这些人已开始生厌。我把他们的名字钉在办公室墙上,每天至少化一小时站在那儿研究已经熟记了的材料。我摸出了又一张卡片:林诺尔·巴顿。24岁,黑人男子,业余大学生,汽配商店售货员,住在南孟菲斯一所公寓里。
我理想的陪审员是年轻的黑人,至少接受过高中教育。黑人陪审员对原告有利,这是古已有之的常识。他们同情受害的弱者,不信任白人的大公司。谁能为此责怪他们?
担任陪审员,男人和女人孰优孰劣?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复杂。一般人认为妇女比男人吝啬,因为家庭经济窘迫她们感受最深。她们担任陪审员不大可能做出给予原告巨额赔偿的裁决,因为没有一个子儿会进入她们本人的支票簿。但是马克斯·勒伯格却倾向于由妇女担任本案的陪审员。她们是母亲。她们会感受到失子之痛。她们会支持多特。假如我辩护出色,煽动起她们的感情,她们会使出全身力气,叫大利公司完蛋。我想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让我来挑选,我会选12个黑种妇女,而且最好全是有孩子的母亲。
戴克当然另有一套理论。他害怕黑人,因为孟菲斯种族偏见很深。原告是白人。被告也是白人。除了法官,全是白人。黑人若当陪审员,他干吗要认认真真?
一成不变地按种族、阶层、年龄和教育挑选陪审员,是何等谬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事实上,谁都无法预测陪审团在进行审议时,一个陪审员会有怎样的表现和抉择。我已经把图书馆中与选择陪审员有关的书全读完,但现在仍和阅读以前一样拿不准。
只有一种人,决不能让他们担任本案的陪审员。那就是:白人男性大公司主管。在涉及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案件中,他们极具破坏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个性坚强,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不把辩护律师放在话下。幸而他们工作太忙,一般不愿担任陪审员。我在候选名单上只留出了5名这一类型的人,而且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会找出成打的理由,拒不担任陪审员。要是审的是别的案子,基普勒准会叫他们难堪。但我强烈地认为,他也和我一样不想让他们参与本案。他要让黑人的面孔出现在陪审席上,对此我愿意押下找那数目惊人的全部资产,与任何人打赌。
假如我在律师这一行当里一直干下去,我确信将来有一天我会想出更加卑鄙的花招,但目前我却只能用这个办法勉强对付。这个办法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星期,并且在几天以前告诉了戴克。戴克一听,欣喜若狂。
假如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想窃听我的电话,那么我们就让他们听个够。我们一直等到傍晚才动手。我在办公室。戴克在街角的一个公用电话亭。他拨通了我的电话。我们已经排练过好几次,甚至还写了一个脚本。
“鲁迪,我是戴克呀。我总算找到迪安·古德罗啦。”
古德罗是个39岁的白人男子,大学文化,开了一家地毯清洗用具店。在我们的天平上他的分量为零,我们肯定不愿让他担任陪审员。但德拉蒙德例会相中他。
“在哪里找到的?”我问。
“在他的办公室。他到外地去了一个星期。他可是个大好人,我们以前把他看错啦。他根本不喜欢保险公司,说是一直和他自己投保的那一家争争吵吵。嗨,他认为该把他们的脖子勒紧点。我把案子的情况跟他谈了谈。他简直肺部气炸啦。他一定会是个很棒的陪审员。”戴克的话虽然说得不太自然,可是对于不明真相的人,听起来倒蛮可信。他大概是在照本宣科。
“真没有想到,”我对着话筒干净利落地说。我要让德拉蒙德每个音节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挑选陪审员以前,律师和潜在的陪审员交谈,是一件无法想象、几乎决不可信的事。我和戴克一直在担心我们的计策可能过于荒唐,德拉蒙德不会上钩。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一个律师会用非法的窃听手段偷听对手的谈话呢?我们认为德拉蒙德会中计,还因为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我只不过是个无知的新手,而戴克,嘿,戴克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的准律师而已。再说,我们也想不出别的妙计。
“他对谈话是不是感到紧张?”我问。
“有点儿紧张。我把对其余几个人说过的话,也跟他说了一遍。我说我只是个调查员,又不是律师。只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谁也不会有问题。”
“说得好。你觉得古德罗会支持我们?”
“毫无问题。我们一定要让他当上陪审员。”
我对着话筒翻了几张纸。“你名单上还剩下哪几个人没有谈?”我大声问。
“我瞧瞧。”我听见戴克在翻纸的声音。我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我已经找过德蒙特·金、简·德赛尔、劳伦斯·佩洛蒂、希尔达·欣和拉蒂尔达·布朗宁。”
除了拉蒂尔达·布朗宁,这几个全是我们不希望进入陪审团的白人。我们假如能败坏他们的名声,德拉蒙德一定会拼命把他们排除在外。
“德蒙特·金这个人怎么样?”我问。
“非常坚定。有一次他甚至把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从家里赶了出去。我可以给他打9分。”
“佩洛蒂呢?”
“这家伙棒极啦。他简直无法相信保险公司真会杀人不见血。他全力支持我们。”
“简·德赛尔呢?”
听筒里又传来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让我瞧瞧。她是个好人,但讲话不多。我想她大概认为这样谈不太妥。我跟她谈了一般保险公司的情况,并且告诉她大利公司资产值4个亿,我看她会站在我们一边。我给她打个5分吧。”
我很难忍住不笑。我把电话话筒紧紧地贴着脸。
“拉蒂尔达·布朗宁呢?”
“她是个激烈的黑人姑娘,不会帮白人的忙。在一家黑人银行工作。对我下了逐客令。她要是当上陪审员,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给我们。”
又是久久的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你的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大约1小时前,我刚刚去过埃丝特·塞缪尔森家。她60岁出头,是个很讨喜的老太太。我跟她谈了多特的情况,谈了失去儿子有多糟糕。她支持我们。”
埃丝特·塞缪尔森的先夫在商会里担任过多年的官员。这是马尔文·香克尔提供的消息。不管办什么样的案子,我都无法想象会愿意让她担任陪审员。她对德拉蒙德的要求,会句句照办不误的。
“我后来又在办公室找到了内森·巴茨。他听我说是承办本案的律师,开始有点儿惊诧,后来态度就好多了。他恨保险公司。”
即使德拉蒙德的心脏此刻仍在跳动,跳得一定也很微弱。一想到是我这位律师本人,而不是我的调查员,在到处乱串,和潜在的陪审员谈论案情,他的动脉准会爆裂。不过,他目前对此是绝对无能为力,这一点他心里肯定明白。他要是做出任何反应,都会使他窃听我电话的违法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他的律师资格立刻被依法剥夺。他或许还会受到起诉。
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乖乖地闭起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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