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我所料。头等舱机票是多少钱一张?”
“1300美元。”
“食宿你花费多少,贝勒先生?”
实际上,不足40美元。但在一个公开的法庭上,如果说出这个数字,那将过于难堪。当时要是住一套豪华套间,那才美呢。“60美元左右。”我稍微多报了一点,但又不过分贪心。我敢肯定,他们住的房间每晚要150美元。
基普勒用夸张的动作将这一一记下,计算器在脑子里咔嗒咔嗒地运转。“你途中化了多少时间?每趟两小时?”
“差不多。”我说。
“每小时200美元,那就是800美元。还有别的开销吗?”
“付给法院书记官250美元。”
他记下了这笔费用,把总数加了加,又复核了一遍,然后开口道:“我命令被告付给贝勒先生总计2410美元,作为交纳的罚款。必须在5天之内付清。如果贝勒先生5天内收不到这笔钱,金额将每天自动翻一番,直到他收到支票为止。你明白吗,德拉蒙德先生?”
我不禁满面春风。
德拉蒙德慢慢站起来,微微弯着腰,向前伸出一双手。“我反对。”他说。他怒火中烧,但却尽量克制。
“将反对列入记录。你的当事人有5天时间。”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贝勒先生乘了头等舱嘛。”
对任何事都要反对一通,是被告辩护律师的特点。吹毛求疵是他的天性。但这笔钱对大利公司只是小菜一碟;德拉蒙德应该意识到,在这事上纠缠,他将毫无所获。
“来回一趟克利夫兰,显然要化1300美元,德拉蒙德先生。我命令你的当事人付的就是这个数。”
“贝勒先生并不是按小时收费的呀。”他回答说。
“你是不是说他的时间就不值钱?”
“不。”
他想说的是,我只不过是个稚嫩的街头律师,我的时间根本没有他或者他的同伙那样珍贵。
“那你就得按每小时200美元付给他。算你运气好,我刚才还想让你照价赔偿他在克利夫兰浪费掉的时间呢?”
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德拉蒙德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台上的基普勒,眼睛还是瞪得大大地朝下面望着他。担任法官没有几个月,他讨厌大公司的名声,这点已经传遍四方。在审理别的案件时,他也是动辄惩罚大公司,这在法律界已经引起纷纷议论。这样做并无多大意义。
“还有问题吗?”他朝他们低声喝问道。
“没有了,大人。”我大声说,不过是想让大家明白我还在场。
过道那侧的阴谋家们一齐摇头,接着基普勒敲了敲小木槌。我迅速收起文书档案,转身出了法庭。
晚餐时,我和多特一起吃了熏咸肉三明治,夕阳西沉,慢慢地落在她家后院树梢的后面。巴迪坐在破烂的福特车上,不肯出来吃饭。她告诉我说,他现在呆在车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这全是因为唐尼·雷。眼看着儿子即将离开人世,他采取的办法就是躲在车上喝问酒。他每天早晨都要到儿子身边坐上几分钟,出来时总是泪流满面,然后就整天单独呆在车上,避开所有的人。
再说,平时家里有客人,他一般也不愿进屋。我对此并不在乎。多特也不在乎。我们谈着这桩官司。谈着大利公司的所作所为,谈着狄龙·基普勒法官令人难以相信的公正。但她却兴趣索然。6个月前我在柏树花园初次见到的那个脾气暴躁的女人,似乎已经放弃了这场斗争。她那时候以为只要有一位律师,任何一位律师,就可以吓得大利公司改恶从善。时间还有,也许会出现奇迹。而现在,一切的希望都已成为泡影。
唐尼·雷去世以后,多特将会责怪自己一辈子。她对我说过不止一次,在大利公司第一次拒绝有关手术费的申请时,她就应该直接找律师。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动笔写了那些信。我现在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当初若是受到起诉的威胁,大利公司一定会迅速行动,为唐尼·雷提供医疗费用。我这样想理由有二。首先,他们明摆着是错了,而且他们明白这一点。其次,在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起诉他们不久之后,他们便主动提出用75000美元庭外私了的建议。这说明他们害怕。他们的律师害怕。克利夫兰的那些仁兄们害怕。
多特为我冲了一杯脱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之后,便去看她的丈夫。我端着咖啡走到屋后,走进唐尼·雷的房间,他盖着床单,侧身朝右,蜷缩着身体,正睡得很熟。角落上有一盏小灯,放射着微弱的光。我背靠着敞开的窗子,坐在灯旁。从窗外吹来一阵凉爽的微风,四周静悄悄,房间里寂静无声。
他的遗嘱只有短短两段,把一切遗赠给自己的母亲。那是我两周前为他起草的。他既无债务又无财产,其实并无必要留下一份遗嘱,但这样可以使他心里好过一些。他还为葬礼做了交代,一切由他母亲安排。他要我为他扈棺。
我拿起了一本书,这本书我已经断断续续看了两个月。书里有4个经过缩写的长篇小说,出了已有30年,是这家人家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我放在同一个地方,每次来总要看几页。
他时而发出两下哼声,时而身体抽搐。不久之后某一个早晨,当她悄悄走进这个房间,发现他再也不会醒来时,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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