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付了600美元现钞,并且答应以后还会付得更多。我们明天为她提出离婚起诉。她找到鲁迪·贝勒事务所,真是找对了地方啦,戴克让她放心。
她走了几分钟,电话铃响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要找我。我接过电话,报了姓名。
“喂,鲁迪,我是罗杰·莱斯律师。我想咱们还没有见过面。”
几个月前沿街寻找工作时,孟菲斯的律师我几乎全都见过,但我不记得有谁叫罗杰·莱斯。“对,是没有见过。我是个新手。”
“是呀,我打电话给查号台,才找到了你的电话号码。听着,我正在会见朗道夫和德尔伯特兄弟,还有他们的母亲包娣。我想你一定认识他们。”
我仿佛可以看见,她正坐在两个儿子中间,傻乎乎地咧着嘴巴说:“好极了!”
“对,我很熟悉包娣小姐,”我说得十分自然轻松,好像这一整天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
“事实上,他们目前在隔壁我的办公室里。我是悄悄溜到会议室,给你打电话来着。我在负责起草她的遗嘱,而她的遗嘱,呃,涉及到了老鼻子的钱,据他们说,你一直在替她起草。”
“确实如此。我几个月前早就准备好了一份草稿,可是,坦白地说,她一直不愿签字。”
“那是为什么?”他的态度十分友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母子在他那里,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因此我简明扼要地告诉他:包娣小姐想把财产遗赠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
“她真有这么多钱吗?”他问。
我当然不能把真情实况告诉他。不得到包娣小姐的同意,我若是透露与她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是严重违犯职业道德的。再说,莱斯极想得到的这个信息,我当初搞到手的时候,使用的手段虽然不能说不合法,但并不一定非常可靠。我的双手捆着,自由度十分有限。
“她对你是怎么说的?”我问。
“说得不多。说是在亚特兰大有笔财产,她的第二个丈夫给她留下了一笔钱。可是我一刨根问底,她马上又前言不搭后语。”
这种情况听起来很耳熟。“她干吗要重立一份遗嘱呢?”我问。
“她想把一切都留给自己家里的人,儿子和孙子。我只想弄弄明白,她究竟有没有这笔钱。”
“这我可说不准。在亚特兰大,有个遗嘱验证法庭,有关的案卷就封存在那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啦。”
他仍旧不太满意,可我已无话可说。我答应将亚特兰大那位律师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用传真机传给他。
我9点钟以后到家时,发现车道上停着的从出租公司租来的汽车,数量又有所增加。我只好把车停在街边上,这使我非常恼火。我在黑暗中悄悄走着,以免让后院中的那群人看见。
一定是孙子们赶来了。我坐在没有开灯的屋中,吃着汤团烩鸡,听着窗外的人声。我可以辨别出德尔伯特和朗道夫的声音。包娣小姐偶尔发出的咯咯笑声,通过潮湿的空气,传送到我的耳鼓。别的都是年轻人的声音。
这件事办得准是像拨打911报警电话一样疯狂。快来啊!她这儿有金山银山呢!咱们从前只以为这个古怪的老太婆有几个铜板,谁会想到她居然腰缠万贯!这个人接到电话,马上又打给另一个。快来啊!遗嘱上有你的名字呢,可以得到将近100万哪。快把老寿星围起来。现在时候已到,该对老奶奶又亲又爱啦。
……
31
根据基普勒法官的建议,我们在他的支持下,聚集在他的法庭对多特取证。由于德拉蒙德没有和我商量,就擅自决定了取证的时间和地点,我拒不同意后,基普勒插了一脚,给德拉蒙德挂了电话,几秒钟就把事情顺利解决。
在对唐尼·雷取证时,大家亲眼看见过巴迪坐在破福特里的情景。我曾分别对基普勒和德拉蒙德说过,我想我们不该录取巴迪的证词。用多特的话来说:他不正常。这位可怜的人对谁都没有危害,而且对这件保险案一无所知。在全部卷宗里,找不到丝毫的迹象,证明巴迪与这起案子有任何一点关系。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个完整的句子。我无法想象,他能承受住取证的压力,坚持到最后。说不定他还会对几位律师破口大骂,大打出手呢。
多特把他留在家里。我昨天和她一起化了2小时,为回答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问题做准备。将来开庭时她还要出庭作证,因而这次取证的目的仅仅是澄清事实,而不是为了在庭审时提供证据。德拉蒙德将首先提问,他几乎会抛出全部问题,而且多半还会跟踪追击。取证将长达几小时。
基普勒也想加入这次取证的全过程。我们围坐在面对法官席的一张律师桌旁。他发号施令,指挥着摄像师和法庭书记官。这里是他的地盘,他希望一切都听从他的摆布。
他担心假如他不在场,德拉蒙德便会压倒我。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如此尖锐,两个人几乎谁都不看谁。这实在是妙极了,我想。
可怜的多特独自坐在桌子的一端,双手瑟瑟发抖。我离她很近,这或许使她更加紧张。她今天穿的是她最好的全棉衬衫,最好的牛仔裤。我事前对她说过,她不必穿得过于正式,因为录像带并不对陪审团播放。但将来开庭,她的穿着却十分重要,必须穿一身套裙。我们将来拿巴迪怎么办,这只有上帝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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