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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扣留国信使，兹事体大，我们可以这样做吗？”南宋也有要人以此为不妥。

“国信使是对方以此自称，是否为蒙古帝国正式的国信使，这一点有疑问。忽必烈说他被部族大会推戴为可汗，但阿里不哥不也作同样的宣言吗？我们大宋知道有两个人在以蒙古皇帝自称，其中到底以何者为真，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因此，在确定之前暂时扣留这所谓的国信使，不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吗？”贾似道道。

忽必烈自鄂州撤退返回国都后，已使弟弟阿里不哥乖乖降伏，但海都的叛乱尚未平定。他暂时没有余裕对南宋用兵。

关于蒙古军自鄂州撤退一事，贾似道向朝廷报告的是“将之击退”。南宋国都因此而沉醉在战胜气氛中。凯旋将军贾似道不久后便晋升为宰相。另一个让贾似道鸿运当头的原因是，当时在杭州朝廷权倾一时的丁大全，已恶名昭彰到极点。继这个人之后就权势宝座的人，无论是谁都应该会受到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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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旋宰相（2）

北宋以来的理学传统，南宋时代也一脉相承。理学到南宋时代才由朱熹集大成，这便是所谓的“朱子学”，对日本的影响也既大且深，如果就官学而论，其余的学问甚至被视为异端。朱子学最重“大义名分”，其次是“尊王攘夷”。宋朝深受契丹之辽、女真之金以及蒙古之元的侵扰，对“夷”——异民族——的厌恶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朱子学“尊王道，贱霸道”的观念也非常强烈。打起仗来强或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能否实行王道，国家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道义。说得极端一些，行王道政治的结果，就算在武力上落败而导致国家灭亡，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仗打得再好，领土扩张得再大，却没有行王道，这样的国家便应该受鄙视。

在这样的时代中，丁大全这个人却将理学所崇尚的道义践踏得不成模样。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人或许可以说勇气十足。说得简单一点，丁大全是个发迹主义者。为了个人的发迹，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理宗皇帝这时候正宠爱一位名叫阎贵妃的女性，丁大全成功地巴结这位贵妃。这是他发迹的开端。进士及第——由这一点来看，丁大全的学问应该很不错。但他发迹的方法，在理学之徒的眼里是无法容忍的事情。

“那个家伙实在不像样！”

“那种人还能算是士大夫吗？”

“以那样的人物为宰相，是国家的奇耻大辱！”

“皇上任那样的人专横，实在也不对……”

责难之声与日俱增。而丁大全对这一切却泰然处之。只要手中握有权势就可以为所欲为——他持的是这样的骄傲心态。这是每一个就权力宝座的人自然会有的态度。

一个名叫陈宜中的太学学生，列举丁大全的奸恶事实，提出弹劾案。丁大全则以威权与之对抗。陈宜中的上书是由以他为首的六个人联名的。

“这几个人结群成党，企图陷害身居枢要之位的人，以图自己晋升。这样的风气一旦兴起，对国家而言乃不祥之事。这班人应予严罚。”丁大全对理宗如此进言。

“是吗？……好，关于处罚事宜，任卿裁决吧！”理宗回答。实际上，在丁大全进言之前，阎贵妃已对理宗说了不少学生们的坏话。上书的六名学生不但被开除学籍，并且遭流刑处分。在他们出发前往流刑之地时，国子祭酒司业（大学教授）们衣冠束带为他们送行。

虽然这六个人被处流刑，但他们绝不是罪人——国子祭酒司业们以送行时的礼服表达这一点。这样的行为，彻底表现理学之徒的风骨。丁大全为之暴怒，在学校竖立起刻有如下几个字的石碑：

诸生勿妄自议论国政。——实际上，这也是理学式的作风。

不过，一般大众却站在受迫害的这一边。不久后，丁大全家庭传出丑闻。人们传说，他染指甚为貌美的儿媳妇。

被处流刑的六名学生的人气日益高涨，世人称他们为“六君子”。

宋代不分南北，学生一向有大谈国政的风气。北宋末期，就是因为学生强烈主张强硬对金，政府因而不敢以低姿态与金周旋。这成了北宋灭亡的原因。丁大全之所以弹压学生，或许是在这个想法之下做的决定。

“今后还得与蒙古进行诸多外交折冲。在这种态势之下，千万不可因学生们硬直的书生论而出现误国之事。”纵使受批评也非得压制学生的言论不可——这是丁大全的想法。

丁大全的前任史嵩之，就是因为受到学生的反对而被解除宰相之职的，理由却是出奇的简单。“史嵩之丧父而服丧期间未毕。辅佐天子者，必须以孝治天下，史嵩之无此资格。”这是黄恺伯等一百四十名太学生联名的上书，尽管理宗对史嵩之甚为倚重，却不得不将他解职。

此外，还有都知事以杖刑处罚行恶事的学生，结果，学生们以“岂可污辱读圣人之书的学生”为理由而骚动起来，都知事也被迫辞职。

考虑这些过去发生的事，丁大全对学生的制压手段，应该说是必要的措施才对。尽管如此，名声扫地的丁大全还是在开庆元年（1259年）被左迁至判镇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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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旋宰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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