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家这个词儿仅能代表一种副业。
因为作家的名头再荣耀,主要生活来源仍须依靠公职,仅凭稿费并不足以养活他们自己。
比如说1988年,著名作家路遥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轰动了当时的文坛。
可他历时六年的心血,所获稿费也就两万来元。
仅相当于当时一名京城出租车司机三个多月的收入。
再比如说,1983年,从仪器厂破格调入儿童文学出版社的郑元洁。
即使他创作的小说《黑黑在诚实岛》、《皮皮鲁和鲁西西》相当受欢迎,得以在十六家报刊上同时发表。
他得到的稿费也不超过两千元,仍旧得靠死工资吃饭。
于是这使他产生了极不公平的感受,他就分别去找那些连载他作品的报刊进行谈判。
提出是自己的文章造成了他们报刊发行量的上升,希望能按照发行量调整稿酬。
但无论是谁,对方的反应却几乎都是不客气的反问。
“我们的刊物上有那么多文章,你怎么能确定是你的文章起了作用?”
就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想法在屡受挤兑的郑元洁心中诞生了。
从此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办一本杂志。
一本不登别人的作品,只登他一个人的作品的杂志。
必须如此,才能显现出他真正的价值来。
才能使他刚刚学步的儿子,搬出楼道内处处是“滋滋”冒气高压锅的筒子楼。
应该说,在这个年代,郑元洁绝对算是有能力,又有勇气的文化创业先锋了。
只可惜,大多数人是见不到别人标新立异的,哪怕不碍自己的事儿也不行。
“运动”早就让大众习惯性的反对一切不同于自己认知的人和事,打击异类已经成为本能。
所以郑元洁越是着了魔似的为这事奔波,就越遭人耻笑。
无论去了那家刊物的编辑组,他听得最多的一句回复,就是“郑元洁,你童话写多了吧?你说的那个,压根儿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就这样,郑元洁的“自不量力”和“异想天开”,使之沦为许多文人的笑柄。
假如加上他的小学没毕业的学历,简直成了活生生井底之蛙的代名词。
为此,不只一个人公开嘲讽过他,说他纯粹是混进文化队伍里的人。
直至1985年春节,他回到老家太原,见到了在山西团系统任职的朋友赵延平,事情才开始出现转机。
当时郑元洁一想,团系统是可以办少儿报刊的呀,所以就对这位朋友脱口而出。
“想发财吗?想发财咱们就一起办个刊物。”
说实在话,赵延平当时听了郑元洁的想法也无比惊讶。
因为这种方式,这种形式,他从来没听说过,更难以想象。
就靠一个人支撑一个刊物,吃得消吗?
就靠一个人支撑一本刊物,又会有多强的生命力?
万一这个订阅的费用都收上来了,要稿子出不来该怎么办?
那想把钱退给全国的读者,都没法操作这事啊。
到时候谁兜得住?风险太大了!
可尽管这个主意听起来如此的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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