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蕴琳认为,那其实是一种于公众范围内,约定俗称养成的口头习惯。
它的规律也并不复杂,关键就在于公众认知里对一个地方的看重程度。
大体上来说,是以“官家”与“民家”来做区分的。
就比如“琉璃厂”、“台基厂”、“黑窑厂”等。
因明清时都属工部“五大厂”之故,沾了官气,这些地名都不儿化。
而中下等市场集聚的“厂甸儿”就必须儿化了。
又比如因人敬畏神明,寺庙和祭祀场所皆读正音。
“法华寺”、“报国寺”、“天坛”都不带“儿”。
但不在正神之列的“黄寺儿”、“黑寺儿”反之。
最后还有一条重要性还要在前面两条之上。
那就是以这些地理名词中的标志物是否还存在,来作为是否儿化音的依据。
比如“钓鱼台儿”在旧京这么叫,是因为金代铸的鱼台已经不在了。
而如今又读正音,其实因政府盖了“钓鱼台国宾馆”,使之重归官家重地之故。
“琉璃厂儿”等同此理。
今日既非旧朝,清代的琉璃厂也早消失了,那么加“儿”也就很自然了。
由此甚至都可以反向推断,“半步桥儿”已经没有桥了,而“花市”仍旧有市。
“十里河儿”已然没了河,而“六郎庄”的确还有庄。
当然,这种语言变更与现实情况绝不会完全统一,时间上会存有一定延迟性。
但从逻辑上讲,大体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所以说到底,洪衍亢没错,旁人也没错。
这只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才闹了误会。
而且无论怎样,其实都没必要太故意较真儿。
因为无论语言、文字还是民俗,那都得有公众的认可,有群众基础才行。
说白了,永远是大多数人是对的,少数人是错的。
只要对世情和伦理无害,尽可由他随意衍生改变。
于是接下来,王蕴琳反倒是借此事,劝说洪衍亢行事没必要执着于完美主义。
她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倏忽而去。
谁要是活得累,往往不是因为拥有的少,而是因为计较的多。
只有对自己从容,对身边人宽容,对很多事情包容,这样才能活的开心。
否则,那不是跟旁人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
这番见地,让洪衍亢由衷拜服。
他觉得老太太到底是世家出身的,从其中显露出的见识学问、对世情的了解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没能在这样的亲人身边长大,实是他莫大遗憾。
否则如今的他,面对许多问题都应当会更从容,走的路也会更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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