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浩起身拿了一个酒瓶和两个酒杯,我说不喝,他便给自己满上独酌。
他告诉我,加拿大的科学家现了一颗异常美丽的行星,它的色彩动人心魄,天文学家看着它就惊呆了。
它为什么如此美丽?因为是一颗“无家可归”的自由行星,这颗行星体积是木星的7倍左右,不受任何引力束缚。
天文学家认为它无家可归的主要原因,是它不受引力束缚,也不围绕任何恒星转动,看上去十分孤独,正是这种孤独和自由,让它看上去乎寻常的美丽。
我告诉他,自由都是有限制和代价的,行星固然美丽,却跟任何事物没有牵连,这是一种自私的美。
我讲起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谈到了自由的领域,有三个。
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着最广义的良心的自由;要求着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着在不论是实践的或思考的、是科学的、道德的或神学的等等一切题目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
第二,这个原则还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自由订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
第三,随着各个人的这种自由而来的,在同样的限度之内,还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
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整个说来在那里不受尊重,那就不算自由。
耿浩听完,想了想说,一个艺术创作者,既要我说的自由,也要你说的自由。但是,现在,我们都被阴谋杀死了,所有的自由都残缺不全。
有点话语权的老艺术家,想尽一切办法压制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有他们的圈子和秩序,他们要维持自己的利益和话语权。
我安慰他,这些老东西迟早会死,世界迟早是你们的。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如何让材料具备精神和灵性,让它们有未来性、批判性、幽默、讽刺、观赏性、装饰性,没有艺术创作者自由的心灵,一切都是空谈。
我想到了因为一部电影被剥夺导演资格而在外游学的杜锋导演,大好年华背上了如此沉重的枷锁,面对生活和理想,这种无力感现实而真实。
连他这样有影响力的导演都无能为力,我们这样的,更只能做无头苍蝇,东摸西撞。
倒了一点瓶中的烈酒到杯子里,抿了一口,嘴里仿佛燃起一团火,辣得我皱了皱眉头。
我放下杯子,说:“当初我们四个说什么苟富贵勿相忘,搞得跟玩命干革命的主似的,现在尹子得志了,我们还不是希望他自己好,谁稀罕那点什么富贵。”
“我们四个人,相似的地方很相似,不同的地方也大不同,尹子找到了他适合做的事情,我确实爱画画,但是我不适合,现在什么都要商业化,画家跟站街女差不多,要去推销自己,我最烦这个。”
“这一点上,我们都一样,放不开。”
“现在艺术界的情况,不容乐观,我想我要考虑考虑后路了。”
“你先别急,我想在《新言论》上策划一个关于宋庄艺术家的选题,也算为你们呐喊一下。下周我去大理拜访一下老鱼,对他进行个专访。”
耿浩眼睛一亮,说:“我也正要去大理,顺便看看老鱼,我跟你一起去。”
“那好啊,先去散散心,别整天憋在这画室里面,灵感都耗完了,是时候去会会大理的风花雪月了。”
大理白族的祖先早在公元四世纪就在这个濒临洱海、背靠苍山的地方繁衍生息,并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
这里的山水比丽江苍劲灵秀,少了嘈杂的商业氛围,多了些撩人的沉寂。
大理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上关花,下关风,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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