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那年三个小孩的离奇失踪剥夺了我的童年,那大学毕业时付文心的从我身边消失,则意味着我的所谓青葱岁月变黄了,黄得一塌糊涂。
一想到她被一个肥胖丑陋的官二代压在身下的情景,我便无比恶心,决绝与她在精神上一刀两断。
所有一切都迅地按着某种既定轨道运行。
唐婷婷考上了大学,方笑去了美国深造。
耿浩在宋庄的西书房画室开始独立创作,常有长相抽象的文艺女青年去跟他讨论艺术。
卢泽汓在山西的一个国有煤矿集团的北京总部上班,尹德基成为了酒店最年轻的厨师领班。
杨尘君在一个日报社做编辑,跟他那妩媚女友复合了,整日春心荡漾。袁正接手着他爸的事业,天天满世界飞。
陈菲正在修编导硕士学位,向中国“第一制片人”迈进。
我住在国贸附近14o多平米的大三居里开始了第一份工作。我当然租不起北京cBd这套臃肿的大三居,是袁正的房子,毕业时他非逼着我和杨尘君搬进来不可,威逼利诱,说我们毕业后还做室友多牛逼多温馨啊,你俩从了我吧。
于是毕业后我们又成了室友。
有人说,第一份工作像初恋,会影响力你以后的价值判断和审美。
我的第一份工作在政法出版社,这是政法学院直属出版社,以出版法政类书籍见长,有几个我喜欢的学者和律师,都在这出版社出过作品。
社长是一个喜欢nBa的长得像达斯汀·霍夫曼的健谈老头儿,名字叫李敢。
第二轮面试时,我们除了nBa什么都没聊,从乔丹的公牛王朝,聊到ok时期的湖人王朝,再到詹姆斯的“粗大腿”。口沫横飞,相见恨晚,都忘记是在面试了。
直到夕阳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到李社长脸上,他才回过神来,哎哟一声,想到这不是茶话会,外面还有几个人正等得磨皮擦痒。
末了他悄悄告诉我:“我看过《潮》杂志,以前知道你,有想法的年轻人,我很喜欢。这出版社是政法学院的,有指标,每年有硬性规定,都要进几个政法学院的应届生,外来生物少啊,简直可以说凤毛麟角。这种保护政策我个人有怨言,可别告诉别人我说的。你明天就来报道,我要定你了。”
第二天,我就去上班了,被安排在综合图书编辑室。出版社不大,总共六十多人,因为出版教材的缘故,利润颇丰。在这纸媒枯萎的时代,教材让大学出版社笑开了花。
综合编辑室主要负责除教材意外的所有图书的策划出版,加上我总共五个人,除了两个老编辑,一个中年编辑,就我们俩是新兵蛋子。
这年头,读书的人极少,书店哗啦呼啦地倒闭,那形势比股市熊市更惊险。
一进编辑室,前辈们便热烈欢迎我们——欢迎来到最穷的行业。还给我们鼓励打气,纸媒已是夕阳产业了,做书的人啊,一定要耐得住贫穷和寂寞。
这并不正常,在我看来,书应该将人引向彼岸世界的寻思,精神上的渡,而不是引向此岸的泥潭,让人陷入现实的荒芜和鸡毛蒜皮。
两个老编辑说,当初自己也这样想的,抱着理想主义,但现在,没有理想也没有菱角。
另外一个跟我同一批招进去的女生,叫梁溶月,北大中文系的硕士,算一级女学霸。
此女神经大条,爱哭。被男朋友甩了哭,甩了男朋友也哭,被朋友奚落一下哭,没抢到限量版包包也哭。
有一次夜深了看到她一个人在办公室伏在办公桌上呜呜地哭,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心情不好想哭。
看她哭得可怜,我请她吃饭。
吃饭时,她问我:“你条件这么好,怎么没谈一个啊?”
“我哪里条件好了?一**丝而已,没人爱。”
“你太谦虚了吧,是不是要求太高了。说来听听,有什么要求,我帮你介绍。”
“我要求很低的,只要是母的都可以。”
“呵呵,你这么可爱。”她笑笑说,“你会觉得我烦吗?”
“没有啦,女生嘛,都爱哭。不是有人说,爱哭的女生才有人疼吗。”
“那以后你女朋友要是遇到点小事儿就撵着你哭,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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