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店里,李小鱼也读书看报,看着一份其他武举生买来的“小报”,李小鱼是很无奈,感觉哭笑不得。
因为一觉醒来,他没想到自己和那群文举生邀约比试诗词的事情,竟然会闹的如此轰动,纷纷整个汴梁城的人都知道了般,都见了报了。
而且是头版头条,就见这家无良小报以加大加粗的字眼,在报上写着类似‘震惊,一武举生竟然和文举生比试诗词,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等博眼球的字眼,让得他是欲哭无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搞的他是连门都不敢出了,因为此刻外面围满了各种密探,也就是狗仔,想来采访他,获取第一手的资料,问问他为什么不自量力,要文举生比试诗词,是脑袋被门夹了吗?还是受什么刺激了。
让得李小鱼既郁闷又气愤之下,是连连挥手,让鲁达贾斯文等家伙,将这些无良的狗仔全都给打了出去,这才稍稍好受了点。
是坐在客店的大厅里,思考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有些不对劲啊,虽然这件事的确挺让人匪夷所思的,但也不至于闹的这么大吧。
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似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让得每家无良“小报”都以头版头条来报道,所以影响力无与伦比,顷刻间满城皆知。
可以料想,要不了多久,就不仅是满城皆知,而是举国皆知了。
所以让得他是直接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那就是他必须胜,不然,要是输了的话,那可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人了,他以后就算是考中武状元也没卵用,会被所有人嘲笑死的。
说诶你们知道吗,有一个傻逼,竟然不自量力的和文举生老爷们比试诗词,然后输了,哈哈哈哈,还考武状元,真特么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傻逼啊,简直玛德制杖,八成是脑子被驴踢了,才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
当然,要是胜了的话,那也就会顷刻间在举国百姓面前露脸,所有人又会议论纷纷的说。
诶你们知道吗?有一个叫王华的家伙,可厉害了,虽然他是一个武举生,可竟然敢和那群文举生比试诗词呢,还把他们按在地上摩擦,还考中了武状元,真厉害,简直文武双全,是古往今来了不得的人物啊,厉害的不要不要的。
因此,这场比试在这些无良小报的推波助澜下,转瞬之间就成为了双刃剑一般的事情,要么颜面扫地,成为所有人耻笑的对象,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要么名声鹊起,踩着那群文举生的脸往上爬,成为所有人震惊羡慕的目标,真的是很为难啊。
让得李小鱼也是开始心中忐忑起来,极度紧张了起来,不敢有丝毫的大意,毕竟这就相当于逼他站在了悬崖边,要么生,要么死。
所以,深吸了一口气后,将手中的无良小报随手人掉,为了缓解心中的紧张情绪,李小鱼准备做点什么。
是抬起头来左右看了看,发现此时因为是上午,客店里还比较冷清。
而且鲁达和贾斯文包括其他武举生等人,也知道事关重大,怕打扰李小鱼的状态,所以都没来找他开玩笑,而是让他一个人在哪安心的准备。
因此,左右看了看,李小鱼并没有发现什么,是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正准备会房间将自己记得的那些名词名诗抄一遍,免得到时忘了。
也正在此时,忽然,他是看到客店的门外走进来了一小孩,约莫十来岁的样子,背着一个小竹筐,框里面装的好像是橘子,而且不是普通的橘子,是专门挑选出来的,每个都个头挺大,色气也正,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
另一只手则拿着一个竹筒,里面是竹签,显得有些紧张忐忑的样子,朝屋里走来,小心翼翼的朝左右看了看。
李小鱼一见就恍然了,知道这是这个世界一种奇特的做生意的手段,这小孩是卖橘子的,不过他不是普通的卖,而是靠抽签。
所谓的抽签,就是你说多少点,在他那小竹筒里抽,要是抽中了,就可以白吃,要是抽不中,则就要给钱,当然,钱也不多,主要是看运气。
虽然这里面可以捣鬼,不过看这小孩年纪不大,而且一脸实诚,好像是刚做生意不久的样子,面色还有些生嫩,有些拘谨和不好意思,李小鱼就觉得他捣鬼的可能性应该不大,还是挺本分的。
当然,这么小的年纪本应该是在学堂里读书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跑来做生意,令人有些费解。
当然,在这个时代做生意其实也不丢人,商人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并不受歧视。
虽然有人说中国儒家传统有抑制商业的习惯,但这话其实不对,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
而且子贡因为经商有道,家累万金,富可敌国,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
孔子也从来没有因为子贡的商人身份而对他有任何歧视,恰恰相反,孔子还以“瑚琏”比喻子贡,认为子贡是国家社稷的大器、良器。
只不过到后来,后世的统治者出于独尊皇权之需,对商人有可能与国君分庭抗礼的潜在力量很是顾忌,所以历代王朝几乎都制订了抑商、辱商、贱商的政策与法律,但其实这一传统是来自法家的思想,将商人列入市籍,视同贱民。
如秦朝曾将一大批有市籍的商人,以父母、祖父母为市籍的商人后代,发配戍边,包括汉朝立国后,“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唐朝也“禁工商不得乘马”,“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清两代也均有抑商或贱商之政。
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强烈的“重农抑商”情结,他建立明王朝之后,即严禁农人弃耕从商,商人外出经商,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贩被与仆役、倡优、贱民同列。
清代的雍正也深具“重农抑商”思想,他说,“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所以应当劝农抑商。
唯独此时的宋朝可能是一个例外,宋朝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最低,当然,不是说全无歧视,但总的来说,商业环境最为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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